1946年的南京，大汉奸陈公博情妇莫国康被日本人遣送回国，接受公审。从现场照片看，莫国康鹅蛋脸型，五官精致。因为当天上午陈公博刚刚被正法，所以她被吓得语无伦次，甚至声音都有些微微颤抖。

1946年6月的南京，夏日的闷热裹挟着压抑的空气，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内外挤满了人，旁听席上一位老太太突然朝被告席扔出一只布鞋，法警慌忙维持秩序。

而被告席上的女子，陈公博的情妇莫国康，只是死死盯着地板，手指绞着旗袍下摆。

她鹅蛋脸上精致的妆容掩不住惨白，声音颤抖得几乎听不清辩词，就在几小时前，她的靠山陈公博在苏州吴县被枪决，子弹穿透后脑的画面仿佛还在眼前。

莫国康的故事始于广东番禺一个普通家庭，1909年出生的她，父亲早逝后与弟弟寄人篱下，这段经历让她比同龄人更早懂得“往上爬”的重要性。

北大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曾是她改变命运的钥匙，1920年代的燕园里，这个总抱着书本的女生在李大钊的课堂上记过笔记，也在胡适的讲座后排举过手。

谁也没想到，她会把这份聪慧用在与老师陈公博的畸形关系中。他比她大17岁，有家室，更是后来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

陈公博的野心像一张蛛网，莫国康主动粘了上去，1938年汪精卫叛逃重庆后，陈公博带着她加入南京伪政府。

表面上是“立法委员”和“机要秘书”，背地里她操控粮食配给和鸦片贸易，上海市民啃树皮时，她的衣柜挂满定制旗袍，抽屉里躺着30万日元存折。

日记里写“看到路边饿殍竟无波澜”的冷血，与北大时期写救国文章的热忱形成刺眼对比，她甚至把亲弟安插进要害部门，姐弟俩设卡勒索商贩，连伪军都私下骂他们是“毒贩子”。

1945年日本投降那夜，这对亡命鸳鸯的豪华公寓乱作一团，陈公博烧文件烧到凌晨，天亮后带着莫国康乘军机逃往日本京都。

他们躲进金阁寺附近的民居，却不知美国占领军早已盯上，被遣返时，莫国康还抱着装满珠宝的皮箱，直到海关强行扣下。

押解回国的列车上，她听见民众高喊“枪毙汉奸”，而陈公博居然在写万字自辩书，声称投敌是“保存国家元气”。

陈公博的审判像场荒诞剧，他要求行刑时“别打脸”，还妄想用日本天皇送的勋章陪葬，枪响后24小时，莫国康就被押上南京法庭。

检察官甩出她亲笔签字的处决令，上面清晰列着三名抗日志士的名字，她突然歇斯底里：“都是陈公博逼我的！”旁听席顿时炸锅，有人冷笑“树倒猢狲散”。

最讽刺的是她辩护词里的“曲线救国”，这个曾留学奥地利的知识女性，把鸦片称作“特殊物资”，把告密说成“维持治安”。

十年刑期的判决书落下时，莫国康旗袍领口早已汗湿，老虎桥监狱的女囚们故意把粪桶放在她监舍门口，狱警也懒得制止。

1956年出狱后，有人说她在香港贫民窟潦倒终老，也传闻她改名嫁了南洋商人，但无论哪种结局，当年被她克扣口粮的上海弄堂里，老人们至今记得“那个穿高跟鞋踩过尸体的女汉奸”。

历史审判从不只看法庭判决，莫国康案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不是贪污数字，而是知识分子良知的溃败。

北大校史馆至今存着她1926年的入学照，齐耳短发下的眼睛亮得灼人，倘若当年她没接过陈公博递来的橄榄枝，或许会成为另一个林徽因。

选择的分岔路口，有人走向光风霁月，有人沉沦永夜，其间距离不过一念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