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8岁就退休在家的清朝摄政王载沣，晚年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曾经代表着皇族荣耀的醇亲王府。 儿子为此难以理解，大声的质问他“为什么？”然而他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 1950年的北京城，一个穿着朴素的老爷子拄着拐杖站在醇亲王府斑驳的朱门前，身后是儿子不解的目光。   这位看似寻常的老者，正是曾经执掌大清江山的摄政王载沣。   那年春天，他以九十万斤小米的价格把这座承载着爱新觉罗家族两百年荣光的王府卖给了新中国的国立高级工业学校。   儿子溥任涨红了脸质问为何变卖祖产时，老爷子只轻飘飘回了一句：“留着它又有啥用呢？”   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王朝的落幕与重生。载沣七岁顶着清廷最年轻亲王的头衔踏入权力场，二十五岁成为执掌帝国的摄政王。   却在二十八岁那年目送清朝沉入历史。1912年他走出紫禁城时，或许还在幻想有朝一日重振家业，但近四十年后。   当北平城头换了新天，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早已看透虚名——王府飞檐上的琉璃瓦挡不了漏雨，楠木梁柱也填不饱八个儿女的肚子。   醇亲王府的困境其实早有伏笔。这座始建于康熙年间的豪宅曾属于纳兰明珠，传到载沣手上时已是第七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伪满政府断绝了供给，王府瞬间陷入财务危机。为节省开支，载沣遣散仆役、关闭院落。   甚至把部分房屋改成学堂，靠减免贫困学生学费来保住产权。   这种精打细算的生存智慧，已经显露出他从云端走向尘世的转变。   真正促成交易的，是新政权带来的现实冲击。1949年解放军进城后，载沣惊讶地发现新政府没有清算“封建余孽”，反而秋毫无犯。   当弟弟载涛受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消息传来，他敏锐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彼时王府屋顶漏雨无钱修缮，空置房屋招来各方觊觎。   子女们的生活费更是压得他喘不过气。与其守着空壳王府被时代淘汰，不如让它变成培养新中国工程师的摇篮。   九十多万斤小米的交易方式颇有深意。当时刚结束战乱的新中国物资匮乏，小米作为硬通货比纸币更可靠。   载沣拿到这笔“粮食款”后，一半用来购置东四北魏家胡同的小宅院，另一半平分给子女。   从雕梁画栋的王府搬到只有老井和枣树的小院，他反而如释重负——从此家人互称“同志”，饭桌摆上粗粮淡饭，曾经三跪九叩的礼仪彻底进了故纸堆。   这种放下身段的生存哲学，在历史长河里溅起过相似水花。就像英国贵族将古堡捐给国民信托组织，或是日本华族变卖祖宅支持战后重建。   旧时代的精英面对新秩序时，最体面的退场往往是主动转身。载沣比儿子溥仪更早参透这点：当末代皇帝还在战犯管理所写认罪书时。   他的父亲已在新中国的胡同里拄杖散步，和邻居寒暄着天气。   1951年2月飘雪的日子，载沣在利溥营胡同的平房里安然离世。灵前没有金丝楠木棺椁，只有他用过的拐杖和一卷翻旧的《白氏长庆集》。   墓碑简单刻着姓名与生卒年，如同他晚年那句平淡却震耳欲聋的诘问——当时代的车轮碾过，空守着华丽躯壳不如种一捧能生根的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