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其研究成果被诺奖得主认可，在明知李景均无法得到签证的情况下，诺奖得主穆勒选择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在1950年的那个特殊年代，一位中国遗传学家面临学术困境，远走香港，却因签证难题滞留无门。这时，一位素未谋面的诺贝尔奖得主站了出来，亲自求情美国国务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学情谊和时代考验？ 李景均是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1912年生在天津，早年就聪明过人，1932年考进金陵大学农学院，学农艺，还钻研遗传学那些事儿。1936年毕业后，他没闲着，直接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40年拿下博士。话说那时候抗日战争正打得火热，他1941年就带着老婆回国了，先在广西农学院和金陵大学教书。1946年，他去北大当农艺系主任，还兼农业试验场场长，编了《群体遗传学导论》这样的书，在国际上挺有影响，很多外国学者都引用。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教育调整，北京农业大学1950年组建，李景均继续在那儿教书。但当时遗传学领域有争论，他的孟德尔-摩根理论观点受到质疑，一些人把科学问题扯到政治上，让他压力山大。1950年3月，他借着母亲生病的名义，请假离开北京，去了香港。那时候国内环境复杂，他觉得没法安心搞研究了。   到了香港，李景均一家没身份证明，签证办不下来，去不了美国或其他地方。他写信给美国朋友，讲了中国遗传学的情况，这信后来登在《遗传学杂志》上，标题叫“遗传学在中国死亡”。这事儿传开，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约瑟夫·穆勒注意到了。穆勒是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虽没见过李景均，但看过他的书，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必须帮一把。 穆勒知道李景均签证难办，就直接给美国国务院写信，介绍李的学术成就，说这样的人需要合适环境发展。他还拉上其他学者，如托马斯·培伦，一起通信施压。1951年3月，穆勒从印度开会回来，特意在香港停留，会见李景均和美国领馆官员，讨论签证事儿。穆勒还提交经济担保书，确保李一家生活没问题。经过努力，1951年5月，李景均一家终于拿到签证，离开香港去了美国。 在美国，李景均很快就站稳脚跟，1951年进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当生物统计学教授，一直干到1982年退休。他出了好多书，比如《人类遗传学》，在人口遗传学上贡献大，还当过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会长，1998年拿了杰出教育奖。他的工作帮全球遗传学进步了不少，也让中国人脸上有光。   国内对这事儿高度重视，彻查北京农业大学领导，事件主导者乐天宇被撤职调离。这也推动了学术环境优化。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遗传学后来稳步发展，涌现出更多人才，为农业科技服务。李景均的经历告诉我们，科学需要宽松氛围，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