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最久的地下党，至死未暴露，97年中央领导证明：他是秘密党员 在那个风云激荡、你死我活的年代，无数热血青年投身革命，或奋战前线，或潜伏敌营。 一个人的信仰，可以有多深？深到他愿意一生都活在阴影里，让功劳无人知晓，让家人的前程蒙尘，甚至让自己的名字被误解和抹黑。 阎又文，这位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身边的秘密党员，正是这样一位英雄，直到他去世三十多年后，才被一位老部长用一篇文章公之于众。而他之所以选择隐瞒身份，不是因为命令，而是他主动提出的请求。 1938年。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山西青年阎又文，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毅然奔赴延安。他在那里接受了信仰的洗礼，用过人的文笔和才情，在党报上频频发表文章，很快就引起了组织的注意。 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找到他，告诉他一个惊心动魄的决定：组织需要他潜入傅作义部队，从事统战与秘密联络工作。 面对这一生死攸关的任务，阎又文没有丝毫犹豫，他只用一句话回应：“我愿意。”这个选择，不仅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也为之后华北战局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潜伏之路并非坦途。阎又文凭借着出色的才能，很快从一个团政治主任，被调到傅作义身边，担任秘书一职。秘书这个位置，权力不大，但却能接触到一切核心机密，稍有不慎，便是万丈深渊。 傅作义以谨慎著称，但却对阎又文有着异乎寻常的信任。这种信任，既是阎又文开展工作的基础，也是悬在他头顶的一把利剑。 1939年秋，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浪潮席卷全国，阎又文被戴笠盯上，密电要求他赴重庆接受“甄别”。这在当时几乎等同于判了死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傅作义顶着压力回电：“阎又文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以性命担保，他不是共产党。” 正是傅作义的这句话，将阎又文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次危机，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独自一人，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孤军奋战。 这七年，是阎又文最艰难的时期。他身边没有战友，没有同志，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扮演好一个“傅作义最信任的秘书”的角色。他不能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真实情感，不能表达出对信仰的渴望。 他只能默默地看着局势的变化，等待着组织的召唤。直到1946年，一个“皮货商”的出现，打破了这份沉寂。这个自称“张治公”的人，其实是组织派来与他接头的联络员。 接头过程惊心动魄，阎又文凭借着对信仰的坚守和对暗号的熟悉，最终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当联络员说出那句“杨子明同志现在在哪里？”时，阎又文的眼眶湿润了。 那一刻，他等了七年，所有的委屈、孤独、煎熬，都化作了紧紧握住对方双手的那份激动。 联络恢复后，阎又文的情报工作进入了高潮。他利用职务之便，源源不断地将傅作义部队的军事部署、兵员调动等关键信息，通过单线联络系统传递给组织。 这些情报，对解放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行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那篇著名的“讨共”檄文。 1946年，傅作义得意洋洋地命他起草一份公开电文，要狠狠地“骂”共产党，以配合蒋介石、讨好美国。阎又文接到任务后，立刻通过联络员上报组织。毛主席亲自作出批示：“写！必须写！还要写得狠、写得毒，要让敌人欢喜，让我方痛恨！”阎又文心中有数，他知道这篇檄文背后的深意。 于是，他写得声色俱厉，骂得痛快淋漓，连傅作义都拍案叫绝。这篇檄文被蒋介石和美国驻华使团视为“反共楷模”，却也被解放军印发至前线，成为了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动员令。这其中的反转，足以让任何人都感到震撼。 而阎又文的人生，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对“功名”的淡泊。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起义，阎又文所做的贡献，重若千钧。但他却主动向组织提出请求：不公开身份，不归入统战档案，不申请评功表彰。 他给出的理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他担心身份暴露会影响到傅作义的思想稳定，影响到新政权的统战工作。他宁愿自己默默无闻，也要守护住那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此后几十年，他始终以普通干部身份生活。他的六个子女，都因为他“国民党”的身份，在求学和工作上处处受阻，前途蒙尘。 1962年，年仅48岁的阎又文因积劳成疾，在北京病逝，他的真实身份，依然是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直到1993年，阎又文去世三十多年后，当年与他单线联系的联络员王玉，在一次聚会中，无意中说出了真相。紧接着，中央领导罗青长在1997年看到一部将阎又文塑造成汉奸的电视剧时，怒不可遏，亲自撰文《丹心一片照后人》，将阎又文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