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月，南京城还弥漫着硝烟和血腥气，长江路估衣廊一带的华东照相馆里，十五岁的学徒罗瑾接过日本军官递来的两卷胶卷。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暗房的红灯下，当显影液里的影像逐渐清晰，他全身的血都凉了。路边成堆的人头，被拖拽的妇女衣不蔽体，日本兵踩着尸体堆狞笑…… 这不是普通照片，是占领者自己拍摄的屠杀罪证。空气里刺鼻的药水味混着无形的血腥气直冲脑门，他下意识地捂住了嘴。 那一刻，罗瑾没有丝毫犹豫。冲洗完照片交给日本人后，他躲回暗房，拼着性命多洗了一份。选了最触目惊心的十六张。 他找到照相馆的硬纸板，亲手缝了个简陋的相册，用颤抖的笔在封面狠狠画下一颗被刀刺穿的心，鲜血顺着刀锋滴在一个巨大的“耻”字上。少年不知道这些照片能有什么用，只知道自己必须留下它们。 这颗“耻”字，注定伴随他终生。南京城当时是人间地狱，1937年底破城后的六周里，三十多万平民和士兵被成批杀害。 罗瑾和父母一家在照相馆避难，他每天能听到街外传来的惨叫，没想到自己手中竟握住了地狱的实体。他不敢对任何人提起，更不敢告诉老板，偷偷把相册塞进床板下最深的缝隙。 死神从未走远，随后的日子里，日本兵时不时突袭搜查。每次砸门声响起，罗瑾觉得心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太危险了！ 他趁夜溜出照相馆，跑到离家不远的毗卢寺。佛像背后，厕所墙上有个不起眼的破洞，他把相册卷紧塞进去，再用湿泥巴仔细糊平洞口。做完这一切，后背的衣服都被冷汗浸透了。他甚至不敢告诉父母。 煎熬持续了三年，1941年初春一个早晨，罗瑾照例想溜去寺庙看一眼“宝贝”。远远就瞧见伪宪兵围住了毗卢寺，人被抓走，庙被翻了个底朝天。 少年心里那个不祥的预感强烈到极点，他绕到后院矮墙根下，扒开那个墙洞里面空空荡荡。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相册丢了，日本人一定会追查，查到他就死定了。 当天夜里，瘦弱的少年连滚带爬混出南京城，一路扒火车，逃到福建山区隐姓埋名。他恨自己没能守住那本沾满血泪的相册。 命运悄然转动了齿轮，就在同一座寺庙里，一个叫吴旋的少年军人正在受训。混乱的搜查过后几天，他在寺庙角落的荒草丛中踢到一个硬硬的纸包。 好奇打开，血腥的照片迎面扑来，瞬间像冰水浇透全身！这叠硬纸上的东西，看一眼就知道能要人命。 “这东西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个念头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担子。他没有声张，小心藏好相册，默默忍受着随时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 时间流到1946年初春，抗战胜利后的南京城，街头贴出醒目的公告：政府征集日军侵华罪证。已经成长为青年的吴旋回到家中，从樟木箱最底层翻出那本早已泛黄变脆的硬纸相册。 封面的血“耻”字和刺心刀痕依旧清晰如昨，他没有迟疑，亲手把它郑重交到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工作人员手中。他的呈文里只有一句话：“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 这一叠出自施暴者自己的底片，成了无可辩驳的铁证，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编为“京字第一号证据”，直接钉死了谷寿夫等杀人恶魔的绞刑架。 照片里那群站在同胞尸体堆上狞笑的日本兵，被历史永远刻在耻辱柱上。远在福建的罗瑾，是在几年后才从报纸上模糊得知相册的下落，那一刻，积压多年的泪水决堤而出。 六十八年后的南京，毗卢寺早已修复如初，但那颗“滴血的心”和刺穿的“耻”字并未消失。它们被珍重地保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恒温恒湿的库房中，相册封面少年罗瑾手绘的刀尖，依然凌厉地指向那个血写的汉字。 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十六张“京字第一号”照片滚动在巨大的电子墙上。每年十二月十三日，国家公祭网亮起的虚拟烛光跨越千山万水，刺痛着世界的良知。 晚年，藏下相册另一端的吴旋曾被人搀扶着重回纪念馆，白发苍苍的老人久久凝视那些照片，浑浊的眼睛里有了光。 一群年轻学生围着他追问照片背后的故事，老人轻声说：“看着孩子们指着这些照片认真问当年的事，我才觉着这颗心放下了点。” 照片里那些被强行拖拽、被侮辱的女人们，她们被迫暴露在施暴者的镜头前，如今却成了全人类对抗野蛮的永恒印记。 当暗房里的快门声变成历史的警钟，记忆便拥有了超越仇恨的永恒力量。它不在博物馆，也不在审判书上，而是罗瑾在暗房红灯下急促的呼吸，是吴旋从草丛里拾起相册时滚烫的眼泪，是一代代中国青年指尖划过的触屏烛光。 这些血染的影像，不是悲痛的终点，而是每一个普通人抵抗遗忘、捍卫尊严的开始。 信息来源： 环球网，2025-07-26，《两青年冒死保存这本染血相册，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