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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日军进村扫荡,县委书记暗道不妙,就躲在院子中的草棚,谁知这时,几名日

1942年,日军进村扫荡,县委书记暗道不妙,就躲在院子中的草棚,谁知这时,几名日军粗暴地踹开大门,在院子中搜找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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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华北平原的风里还夹着刺骨的寒意,青纱帐没长起来,光秃秃的田野让抗日干部们藏无可藏。

霸县县委书记苏玉振带着十几个同志猫在营子村,这村子不大,拢共五六十户人家,却是八路军的“堡垒村”。

表面看是日伪保甲制下的普通村落,暗地里家家户户都冒着杀头的风险给抗日队伍送粮送情报。

村口的伪保长秦世禄明面上点头哈腰应付日军,实际是村党支部书记,裤腰带上别着两颗手榴弹,随时准备和鬼子同归于尽。

那天晌午,秦世禄正蹲在村口磨镰刀,抬眼瞧见远处黄压压一片,马庄据点的日军带着伪军扑过来了,刺刀在太阳底下泛着冷光。

他撒腿就往村南跑,棉袄让荆棘扯出大口子也顾不上。

苏玉振住的那户人家院门正对开阔地,这会儿跑出去就是活靶子。

秦世禄冲进院子时,苏玉振和通讯员郭凤池已经抄起了驳壳枪,枪栓拉得哗啦响。

“苏书记,钻草棚!”秦世禄一把掀开东墙根的秫秸帘子,碎谷草堆里还撂着两个苇席篓子。

草棚子不到两米宽,苏玉振整个人埋进谷草堆,席篓子扣在头上,碎草渣子扎得脖子发痒。

刚藏妥,日军的大皮鞋声就砸在院门口,站岗的鬼子兵刺刀挑开门帘,阳光把影子投在草堆上,苏玉振的食指死死扣在扳机上,他盘算过,开枪能撂倒俩鬼子,但全村百姓都得陪葬。

伪军敲着破锣满村吆喝“皇军开会”,房东家四岁的孩子蹲在草棚外玩泥巴,突然咯咯笑起来。

原来是个鬼子兵递了块糖,孩子指着草堆说:“里头有……”

秦世禄一把捂住孩子的嘴:“太君,小崽子说里头有麻雀!”

鬼子踹了脚草堆,谷草簌簌往下掉,席篓子底下苏玉振的棉袄已经汗透了。

这出“灯下黑”能演成,全靠老百姓拿命兜底,日军在院里进进出出找水喝,最近时刺刀尖离草棚不过三尺远。

秦世禄赔着笑脸给鬼子点烟,袖子里还藏着没拉弦的手榴弹。

直到太阳偏西,敌人才撤了岗哨集合回据点,孩子蹦蹦跳跳来报信,苏玉振从草堆里钻出来,碎草沾了满脸,郭凤池后来说他活像个“草人儿”。

这种死里逃生对苏玉振来说早成了家常便饭,头年夏天在朱家铺头,鬼子骑兵包抄时,他带着人滚进苇塘,伪军咋呼“看见你们了”,其实连枪栓都不敢拉。

最悬的是东湖庄那次,永定河堤上的日军子弹打穿他右臂,炸子撕出酒杯大的血窟窿。

固安城的蒋仲三医生每天步行十里来换药,后来敌人在自行车道上设卡,蒋医生就绕坟地走夜路。

伤口化脓高烧那几天,老乡们轮流在村口扮成拾粪的放哨,连孩子都知道“草垛里藏着打鬼子的叔叔”。

活下来的代价是战友的血,后来苏玉振调任平南工委书记时,秘书赵正和通讯员吴桐林为掩护他,被伪军堵在曹各庄的草垛里扫射。

21岁的吴桐林牺牲时还攥着双枪,弹匣里只剩最后一发子弹,那是留给自己的。

这些故事被苏玉振记了半辈子,晚年他在保定整理冀中抗战史时,总念叨一句话:“我这命是老百姓拿命换的,光写我名字亏心呐!”

当年营子村的草棚早塌了,倒是秦世禄当“保长”时用的铜锣还在县博物馆摆着,锣面上有道裂痕,那是1943年他敲锣集合村民时,突然发现日军偷袭,一锣槌砸裂锣面给游击队报的信。

现在年轻人参观总爱问:“这保长到底是汉奸还是英雄?”

讲解员通常只笑笑,指着展柜里发黄的档案册,上头清清楚楚记着秦世禄的真实身份:中共党员,代号“老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