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钱学森整日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家人都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于是找来医生检查，医生询问：“钱老，100 减 7 等于几？” 谁料，钱老听后怒声呵斥道：“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没想到，这句话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说起钱学森这三个字，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导弹之父”“航天奠基人”，但这些称号背后，其实是一个人一步步选出来的人生。他1911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境不错，自小就被教育要“顶天立地”。读书是天职，做事讲分寸，做人讲气节，这些道理他记了一辈子。 1935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拿到清华的留美公费推荐，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彼时的美国，科技界百花齐放，他考进了麻省理工，后来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拜入世界顶级航空专家冯·卡门门下。在美国那十几年，他一步步成为航空界的红人。喷气推进实验室、热力学研究、空气动力试验，这些听着就烧脑的项目他都参与了，还经常受邀出入五角大楼，为美军做技术咨询。 可以说，他那会儿的地位，已经不只是“一个中国留学生”，而是美国国防科研系统里的重要一环。美国人知道他有多值钱，所以在他提出回国的那一刻，态度就变了。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消息，整宿睡不着。他说：“我得回去，我得为我的祖国做事。”话是说出来了，可行得通吗？美国当局一听风声，立马反应过来：这人一旦走了，那就是战略损失。于是撤了他的安全证、取消了科研资格，紧接着把他软禁起来，说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实则就是不让他走。 这软禁不是简单限制人身自由。他被关在一个没有窗的房间里，天花板上挂着强光灯泡，24小时照着，连黑夜都不给他。吃的、喝的都有人管控，房门外还有人轮班站岗。那段时间，他体重骤降三十多斤，整个人像是被抽了魂，但嘴上还是一句话：“我要回国。” 钱学森熬了五年，靠着中国政府一封封外交函、周恩来总理多次交涉，终于在1955年被允许登上归国的船。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一刻，没有人拉横幅迎接他，也没有官员接机，有的只是他自己提着行李，脚踏实地。 他没有问组织能给什么待遇，也没要求房子车子，只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他从零开始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自掏腰包买零件，带着几个年轻人一起建模型、画图纸，硬是在纸上推导出了导弹弹道和火箭发射路径。 没有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算盘；没有风洞实验设备，他们就自己建；没有外援、没有模板，就靠自己的脑袋和手。他的办公室里有个木头板凳，坐久了椅面都磨平了，但他天天坐，连假期也不歇。 有人问他：“你当年在美国，一年赚几十万美元，现在一个月就200块，你图啥？”钱学森笑了笑，说：“能为国家做事，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这种话听着轻松，其实沉甸甸的。他那会儿已经超过四十岁，是科研黄金时期。他没把时间用来写论文拿奖，而是全心扑在导弹、原子弹、氢弹的研究里。每一步都卡着时钟走，争的就是时间、命脉和安全感。 他不是一个爱讲话的人。会议上从不抢话，表彰会上也不爱发言。但只要涉及项目，他就能一口气讲上几个小时，逻辑严密，毫不含糊。他脑子里有一张“国家科研地图”，知道每个环节缺什么、怎么补、谁来干。 到了晚年，他渐渐沉默。不是没话可说，而是说得太多了，不想再说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那部分任务，就像一个战士，在打完一场关键仗后，悄悄退回营地，不求掌声，也不求纪念。 所以，当医生那天问他“100减7是多少”，他一开始照答，是礼貌；答到第三次，他看穿了对方的用意，是测试，是怀疑。他不想被当作“糊涂老人”来对待，他要让别人知道：这个人还清楚得很，他记得数，也记得自己是谁。 那一声“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一句自夸，而是一次轻轻的呐喊。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说：我还没忘，我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