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北京的一个深秋清晨，1967年10月17日，一位61岁的老人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他的名字叫溥仪，一个曾经穿着龙袍坐在紫禁城龙椅上的人，如今躺在病床上，身边只有几位亲人和医护人员，他的离世没有奏哀乐，没有宫廷仪式，甚至没有公开通报，一切都悄无声息，他曾是中国最后的皇帝，最终却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走完了人生。 溥仪的一生像是一条被历史反复冲刷的河流，翻卷着旧时代的残影，也映照着新世界的光影，他的一生被反复改写，却从未真正掌握过自己命运的笔。 1906年，他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三岁时被选为皇位继承人，那时，他还不记事，根本不懂什么是“皇帝”，他被抱上龙椅，只知道周围宫女太监都对他战战兢兢，他的童年并没有多少天真，更多的是繁琐的仪式和宫廷规矩，两年后，清朝的两位实权人物——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留给这个幼童的是一个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 1912年，清朝宣布结束，溥仪退位，那年他六岁，还未能真正意识到“天下”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他依然住在紫禁城，被称为“皇上”，宫廷生活继续着，仿佛历史并未发生改变，实际上，他的皇权只剩形式，外面的世界已经走入了民国时代，他仿佛生活在一座被时间封闭的孤岛上，直到1924年，一个突如其来的政变将他彻底驱逐出宫，他才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了。 紫禁城外的生活并没有让他自由，反而让他更加茫然，在天津的几年里，他沉浸在复辟的幻想中，周围是一些对旧制度念念不忘的旧臣，他们把他当做重建王朝的希望，而溥仪也开始相信自己还能重登皇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接受了日本人的安排，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 1932年，他被扶上了伪满的王座，但那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一副枷锁，他每天的日程由日军安排，文件由他签字，但内容早已替他写好，他只是一个被摆放在台面上的符号，连印章都不属于他自己，他渴望权力，却连自由都失去了。 1945年，日本战败，溥仪企图逃亡，却在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他被带到苏联，关押在伯力，在那里度过了五年，他失去了所有身份，只剩下一个战败政权的象征，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天命所归的君主，只是一个被利用的人。 1950年，他被引渡回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那里，他开始学会劳动，学习法律，写思想报告，从曾经的“万岁爷”到拿起锄头的劳改人员，这一转变几乎颠覆了他的人生观，他曾经以为自己生来高贵，现在却要为曾经的错误承担责任。 1959年，国家对部分战犯进行特赦，溥仪也在其中，他离开管理所，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他住进了普通公寓，在植物园工作，后来又被安排到政协文史资料馆担任专员，生活朴素，工作平凡，他开始尝试融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他不再穿龙袍，而是穿上工作服；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低头浇花养树。 他曾说自己最喜欢的事，是在阳光下给花草浇水，那时的他，脸上没有皇帝的威严，只有一个普通老人的宁静，晚年，他致力于清史资料的整理，希望为那个他曾代表过的时代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他太多时间，1964年，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几经治疗，最终被诊断为肾癌，病情反复恶化，直到1967年秋天，他在医院离世。 溥仪去世后，家属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个曾经的皇帝，如今是普通人，他的后事该如何安排？既不能像古代帝王那样建陵立庙，又不能完全忽视他特殊的历史身份，家属意见不一，争论无果，只得上报政府请求指示。 这件事最终摆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周总理思考良久，认为溥仪虽然曾有争议历史，但在被特赦后表现较好，应以普通公民身份安葬，他做出批示：遗体火化，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尊重家属意愿，不搞特殊化处理。 这个决定既体现了国家对历史人物的公正态度，也避免了过度情感化的处理方式，1967年10月18日，溥仪的遗体被火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的一处普通格位上，没有仪仗队，没有奢华棺椁，只有一个写有“爱新觉罗·溥仪”的木盒子，静静地摆在众多骨灰盒之中。 到了1980年，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追认他在新中国的表现，骨灰被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这是对他身份变迁的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国家认领”。 信息来源：灵丘反邪教--末代皇帝溥仪的墓现在在哪里？规模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