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格与黄圣依都认可，结婚证设7年有效期，觉得7年后能重新选择，是否与对方继续相伴；当她们认为这种设定能给婚姻增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时，母亲们的反应却异常一致——黄圣依的妈妈直言不讳：“如果结婚前就想着分开，不如慎重考虑是否要结婚。” 这简短的一句话，不仅道出了两代人对婚姻的认知鸿沟，更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婚姻观念的深刻变迁。从法律层面看，“婚姻期限制”并非凭空想象。在伊斯兰法系中，“临时婚姻”（穆塔阿）作为一种合法形式存在，它允许男女双方在约定时间内建立婚姻关系，期限届满后自动终止，这种形式既满足了特定情境下的情感需求，也体现了对婚姻灵活性的认可。 而在欧美一些国家，契约婚姻的理念逐渐兴起，夫妻双方可以通过婚前协议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甚至包含“婚姻期限”相关条款，将婚姻视为一种可协商的民事契约，而非终身绑定的身份关系。这些法律实践表明，婚姻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对婚姻灵活性的需求，正在以不同方式得到回应。 现代人婚前对离婚的顾虑，本质上是“损失厌恶”心理的体现。人们在投入一段感情前，会不自觉地评估可能面临的风险——时间的消耗、情感的付出、社会评价的变化等，都可能成为“损失”的组成部分。当婚姻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被动选择，变为个人自主决策的情感投资时，人们自然会更谨慎地规避风险，甚至提前为“最坏结果”做打算。 这种婚前焦虑并非对婚姻的否定，而是个体在情感选择中，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是现代社会个体主体性提升的间接反映。社会学视角下，母亲辈对“婚前离婚规划”的抵触，源于她们所处时代婚姻功能的差异。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婚姻更多承担着经济互助、家族延续的功能，夫妻双方是“利益共同体”，离婚意味着失去生存依托，成本极高——女性可能面临经济来源中断，男性可能失去家庭劳动力支持，整个家庭都可能陷入困境。 因此，“从一而终”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现实选择。而如今，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个体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婚姻的经济互助功能弱化，情感满足成为核心诉求。当婚姻从“生存必需品”变为“情感奢侈品”时，人们对婚姻质量的期待更高，对不幸福婚姻的容忍度更低，这也使得“退出机制”的讨论有了现实基础。 将“婚前离婚规划”放在现代性语境下审视，会发现这是个体主义崛起的必然副产品。现代社会打破了传统社群对个体的束缚，个人意志取代集体规范成为行为主导，“为自己而活”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在婚姻中，个体不再愿意为了维持“完整家庭”的表象，牺牲自身的情感需求。这种变化并非“人心不古”，而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它意味着人们更重视个体的情感体验，更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 黄圣依妈妈的话，恰恰反映了传统婚姻“全或无”的逻辑：要么不结婚，要么一辈子。而年轻人想要的“防损机制”，则是在承认人性复杂、情感易变的前提下，为婚姻保留一丝弹性。这本质上不是对婚姻没信心，而是对人性有更清醒的认识——没有人能保证永远不变，也没有人能承诺终身契合。 就像从买房时代进入租房时代，过去人们认为“拥有一套房子”是人生标配，必须一步到位；而现在，人们更愿意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租房，灵活调整居住状态。婚姻观念的变迁亦是如此，当婚姻从“终身产权”变为“可续租的情感居所”，人们自然会期待更灵活的“租约条款”。或许，真正的婚姻智慧不在于争论“是否该有期限”，而在于理解不同时代婚姻形态背后的社会逻辑。 母亲辈的坚守里有她们的时代印记，年轻人的探索中也有对当下生活的回应。当婚姻的本质从“生存共同体”彻底转向“情感共同体”，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对多元婚姻观念的包容——毕竟，让婚姻保鲜的从来不是期限的长短，而是身处其中的人是否愿意持续投入、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