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玉良去世，被安葬在法国巴黎蒙巴纳斯墓园，可与她合葬的，不是她心爱的丈夫潘赞化，而是在她生前，给过她20美金的中餐馆华人老板。 安徽博物院的玻璃柜里，躺着一支磨损严重的画笔。 笔杆上刻着模糊的 “良” 字，笔头的狼毫掉了大半。 这是潘玉良用了半生的画笔，1984 年随她的四千多幅作品一起回到中国。 很少有人知道，这支画笔见证了太多故事，包括 1977 年她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园下葬时，身边为何是中餐馆老板王守义，而非丈夫潘赞化。 这支画笔的来头，得从 1913 年说起。 潘赞化给陈秀清赎身那天，除了青瓷莲纹笔洗，还带来了一套文房四宝，其中就有这支画笔。 他握着她的手，在笔杆上刻下 “良” 字，说从此她是潘玉良，要用这支笔改写命运。 刚开始学画时，她握笔的姿势总不对，潘赞化就握着她的手，一遍遍在宣纸上画线条，笔杆上的 “良” 字被两人的手汗浸得发亮。 进上海美专的第一天，她把这支画笔别在衣襟上。 画裸体模特被人非议时，她就紧紧攥着笔杆，笔头上的狼毫刺进掌心也不觉得疼。 有次同学抢过她的画笔扔进泥里，她疯了似的捡起来，用袖子擦了又擦，说这支笔比你们的嘴干净。 毕业后，她用这支画笔创作了第一幅参展作品，画的是《自画像》，画面里的自己握着这支笔，眼神坚定。 1921 年赴法留学，她把画笔放进贴身的布包。 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的画室里，这支画笔在油画布上第一次接触到西洋颜料。 教授嘲笑她的画笔太陈旧，她就用这支笔创作了《东方少女》，在巴黎小有名气。 1928 年回国任教，她在上海美专的课堂上，用这支画笔示范素描，粉笔灰落在笔杆上，像给 “良” 字蒙了层纱。 1937 年再到巴黎，画笔的笔杆已经有些开裂。 唐人街 “东方饭店” 的王守义见了，找了段细麻绳，小心翼翼地把笔杆缠好。 这个河北人早年勤工俭学，饭店的木桌上总放着她的画具。 她画累了，就把画笔搁在桌上，王守义会帮她洗净笔头上的颜料。 二战时物资短缺，颜料很难买到，她就用这支画笔蘸着稀释的颜料创作，王守义看了心疼，托人从黑市上换了点颜料，悄悄放在她的画具旁。 1939 年那个寒夜，王守义往她门缝塞 20 美元时，旁边就放着这支画笔。 她用这笔钱买了新的颜料和画布，用这支画笔创作了《塞纳河夜景》。 画中河畔的灯光昏黄，像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她。 王守义看了画说，这笔触里有股劲儿，像咱中国人的骨头。 1943 年的个人画展上，她就是用这支画笔在《浴后》的角落签下名字。 1964 年得知潘赞化去世的消息，她把自己关在画室，握着这支画笔一动不动。 画笔的笔头上凝结着干涸的颜料，像结了层痂。 王守义每天过来，会把画笔拿去泡在温水里，软化颜料后洗净，再放回原处。 有天她突然拿起画笔，在画布上疯狂涂抹，王守义就在一旁默默看着，等她平静下来，再帮她收拾残局。 1977 年她卧床不起，把这支画笔放在枕边。 弥留时，她握着画笔说，要让这支笔跟着作品一起回家。 王守义轻轻抚摸着笔杆上的 “良” 字，点了点头。 她去世后，王守义把这支画笔仔细包好，放在她的画具箱里。 1978 年王守义病重时，嘱咐朋友一定要把这支画笔随潘玉良的作品送回中国。 朋友们按照他的遗愿，将画笔和画作一起交给了相关部门。 1984 年，当这支画笔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仿佛还带着巴黎的风尘和潘玉良的温度。 如今，在安徽博物院，这支画笔静静地躺在展柜里，与《巴黎莲塘》遥遥相望。 懂画的人都知道，这支画笔承载的不仅是潘玉良的艺术生涯，更是她坎坷而坚韧的一生。 就像傅抱石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时，徐悲鸿给予了他很多鼓励和支持，两人经常一起探讨技法，这份艺术上的情谊，如同潘玉良与王守义，虽没有血缘关系，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潘赞化送的这份礼，藏着对她的期许，而她也真用这砚台磨出了风骨。 寒冬里揣着砚台焐墨，被指责时气得用它砸桌，却又心疼地打磨边角，这细节里全是她的倔强。 王守义帮着擦砚台、找墨条，看似小事，却暖了她在异乡的日子。 砚背的 “良” 字，不知道是何时刻的，倒像她一生的注脚。 最后跟着画作回国，成了念想。比起那些光鲜的头衔，这方砚台里的坚持与情谊，才更让人记挂。 那么你们这那么看呢？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夏日旅行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