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4岁的青楼女子张素贞正在接客。然而，当她开始宽衣解带时，一把枪却抵住了她的头。客人冷冷说道：“你心里清楚我的身份，跟我走一趟。” 当那冰冷的枪口顶上她额头的时候，人家姑娘眼皮都没多眨一下。 她只是淡淡地瞥了对方一眼，甚至还带着点玩笑的口气问：“长官，走也行，能让我换身干净衣裳不？” 对方，一个代号“老白龙”的军官，显然也是个老江湖。他没废话，一把按住张素貞伸向旁边皮箱的手，顺手就给打开了。箱子里没有金银细软，没有胭脂水粉，就两把锃亮的德国造驳壳枪，子弹都上好了膛，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 空气瞬间就冷了下来。这位“客人”，心里估计也捏了一把汗。晚来一步，或者刚才稍有不慎，谁是谁的客人，还真说不准。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青楼女子，怎么会随身带着两把上了膛的枪？她到底是谁？ 张素贞的命，得从她16岁那年说起。辽阳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原生家庭的牌，烂到了家。母亲早逝，父亲把她送去学戏，指望她将来能有口饭吃。结果呢，情窦初开的她跟着个老乡私奔，以为是奔向了爱情，没想到转头就被这“心上人”卖进了长春的妓院“玉顺堂”。 你看，命运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她讲道理。 进了那个地方，哭过、闹过、也绝望过。但她很快就明白一个道理：眼泪不值钱，能活下去才是王道。她长得漂亮，脑子又活，加上在戏班学的一身才艺，没几年，就成了红遍一方的头牌“翠喜儿”。 如果故事就这么下去，她或许会攒够钱给自己赎身，找个老实人嫁了，在某个角落里悄悄过完一生。但命运，偏偏给她安排了另一条岔路。 1919年，一个叫王大龙的男人走进了她的世界。这人是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自称“仁义军”大当家，江湖人称“大龙”。他对张素贞一见钟情，想赎她出来，但老鸨哪肯放走这棵摇钱树。 王大龙是什么人？土匪的逻辑很简单：讲道理没用，那就用土匪的方式。他直接绑了老鸨的儿子，一句话：“儿子换翠喜儿，干不干？”老鸨没得选。 就这样，张素贞被王大龙带上了山。 说来也怪，张素贞跟着王大龙上山，头一回没哭。 也许，比起青楼里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绝望，这种未知的前途，反而让她看到了一丝光亮。王大龙是真喜欢她，把她当宝贝，教她骑马，教她使枪。张素贞也争气，她好像天生就该属于这片山林。没多久，她就能双手使枪，枪法如神，江湖人送外号——“驼龙”。 从此，世上再无“翠喜儿”，只有女匪首“驼龙”。 她跟着王大龙的队伍，从几百人发展到两千多人，成了东北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她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弱女子，她开始发号施令，指挥着几百号男人去劫掠、去战斗。 咱站今天的角度看，她这算是“黑化”了。 1923年，张作霖下令剿匪，奉军正规军出动，由悍将李杜带队。土匪终究是土匪，打不过正规军。在一场叫“乱石山”的战斗中，王大龙中弹身亡。 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要散了。但张素贞没哭，她收拾了残局，把剩下的人拢在一起，自己当上了大当家。她要给王大龙报仇。 她带人血洗了当初给官兵带路的纪家大院，手段残忍，连孩子都没放过。这是她人生中最大的污点，洗不掉。但之后，她似乎又变了。她开始带着队伍“劫富济贫”，专门打劫那些为富不仁的乡绅和日本商行，在当地老百姓口中，她的名声竟然慢慢复杂了起来，有人骂她女魔头，也有人称她一声“侠盗”。 仁义军越滚越大，张素贞的名头也起来了。 一个女人，在那个男权社会里，拉起了一支队伍，纵横在白山黑水之间，这本身就是个传奇。但传奇，往往都有一个悲剧的结尾。 她的势力太大，让张作霖感到了威胁。新一轮的围剿更加猛烈。双拳难敌四手，张素贞的队伍被打散了。她自己，则在亲信的掩护下，逃了出来。 她能去哪呢？思来想去，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她竟然又回到了妓院，在一家叫“福顺班”的地方，化名“海棠春”，重操旧业，隐姓埋名。 她以为可以躲过去，但她低估了官方除掉她的决心。这才有了我们开头那一幕，“老白龙”扮成富商，点名要她，最终将她抓捕。 1925年1月19日，长春，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张素贞被押赴刑场，游街示众。 但凡死刑犯，哪个不是面如死灰，狼狈不堪？可张素贞不是。她向行刑官提了最后一个要求：让她化个妆，穿上她最好的衣服。 于是，百姓们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个穿着紫底白花斗篷，头戴黑色绒帽，面容精致，神态自若的女人，站在囚车上。她不像去赴死，倒像是去赴一场盛大的宴会。 临刑前，她对围观的百姓高声说道：“来世我不做女人了，我来世做个男人，也要像那些英雄好汉一样，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申报》记录了她另一段遗言，更加坦然：“我叫张素贞，驼龙是我外号……一个娘儿们，可以纵横数百里，对抗官兵，也算是露脸。今日又承蒙诸位盛情送行，谢谢大家！” 枪响，一代女匪首的生命，定格在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