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敌当前，徐州剿总刘峙最牵挂的不是军事，而是自己的生意。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逐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实际掌权者。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的身边汇聚了一批能力强大的将领，其中刘峙尤为突出。刘峙不仅拥有一副“大头大脸”的外貌，给人一种威猛的“虎相”，而这种“虎相”也让他在蒋介石的眼中成为了一位福将。 淮海战役中，蒋军惨败，蒋中正与国防部理应为这场失败承担最大责任。然而，作为徐州“剿总”总司令的刘峙，在回忆录中却自夸称“庐陵自文天祥以来，五百年才出我这样的一个人物”。这种自我标榜，显然忽略了他在战役中的角色和指挥责任。 1950年9月24日，刘峙带着全家六口离开香港，乘船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停留期间，他们遭遇了一伙强盗，所有随身行李几乎被抢空，损失惨重。刘峙一家不敢再在新加坡停留，迅速回到船上准备继续前行。然而，刚刚通过港口的关卡，迎面却碰到了一队军事检查哨，索贿行为明目张胆。 为了生存，刘峙忍气吞声，任人宰割。不久后，他发现口袋中的钱包也被盗。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刘峙原本上百万的家产几乎全数丧失，家境变得凄凉。起初，他试图通过经商重新积累财富，但仅剩的家产很快便投入到失败的生意中，最终血本无归。刘峙彻底变成了无产者。无奈之下，他全家只得搬离雅加达，迁往消费较低的西爪哇岛的茂物居住。 在茂物，刘峙通过印尼华侨的帮助，终于获得了合法定居资格，成功把原本只能暂住三个月的期限延长至两年。随后，刘峙的妻子黄佩芬获得了当地“中华学校”的教员许可，并顺利受聘，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尽管生活条件较为艰难，但黄佩芬的工作至少为他们一家提供了基本的生计。

＂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守卫徐州本来应该派只虎来，就算派不出一只虎，也要找条狗来吧！＂1948年深秋，当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司令官的消息传开后，国民党军中便有将领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位将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令人哑然失笑的话：＂可现在老头子偏偏找了头猪来。＂这番话虽然粗鄙，却道出了许多军中将领对刘峙出任徐州剿总一职的真实看法。 徐州，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布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汇点，更是守卫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在华北战场的连连胜利，徐州地区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国民政府此时委任刘峙担任徐州＂剿匪＂总司令，看似是重用老将，实则暴露出当局用人之误。 在担任军职期间，刘峙就已经开始大量涉足商业投资。他不仅在自己驻守的地区开设商号，还经常派人到各地考察商机。这种＂一身二任＂的做派，在当时的军界并非少见，但像刘峙这般痴迷经商的将领却着实不多。据传，他在江苏、山东等地都有产业，从粮食贸易到工厂投资，可谓无所不包。 然而，一个沉迷于商业利益的将领，又怎能担当起守卫徐州这样的重任？当时的徐州地区，局势已经岌岌可危。解放军在华北的胜利进程，让这座城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刘峙对此似乎并不那么在意，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保全自己的商业利益。这种本末倒置的态度，在后来的战役中暴露无遗。

蒋介石认为，像刘峙这样的人才，能够辅佐自己维持政权，甚至能助他稳固江山。无论在职场还是战场，刘峙都能如鱼得水，得以在蒋介石的政权中占据重要位置。到了1930年代，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军阀在豫、鲁、皖等地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史称中原大战。在这场混战中，刘峙率领的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黄埔军队实施战役突袭的机动兵团。 刘峙通过穿插、迂回、远袭等战术，屡次击败了西北军团，成功以少胜多。当时，白崇禧指挥的钢7军是以善战著称的精锐部队，但在与刘峙的部队交锋时，屡屡遭遇败绩。刘峙的部队不仅打通了大半个陇海线，还北向打通了津浦线，这些战役的胜利为南京决定中原战争的胜负奠定了基础，刘峙的军事才能由此得到了充分展示。 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刘峙积极参与反共战争，负责指挥中原战场。他率领部队张网推进，多路袭扰，成功迫使王震率领的部队艰难突围，并破坏了中原解放区的后勤和根据地。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刘峙也面临了许多困难。由于派系争斗和军队的消耗，刘峙在与刘邓大军的作战中吃到了败仗。定陶战役成为转折点，刘峙的部队在这场战役中遭遇了重创，整编第3师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使得刘峙成为了黄埔军校与桂系之间派系争斗的替罪羊，被调回南京任战略顾问。 尽管刘峙曾是黄埔军校的军事战术教头，是早期黄埔教导团第2营的营长，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刘峙的指挥能力已明显不足。他曾担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第一和第五战区，但屡屡败北，导致蒋介石对他失去信心，将他撤职并赋闲多年。1948年，何应钦推荐刘峙重新出任徐州剿总司令，但蒋介石依然对他不放心，安排杜聿明担任副司令。刘峙感到自己像是一个“高级传令兵”，尽管如此，他依旧在这个职位上任职，直到淮海战役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