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李朝，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它立后，便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保持着频繁的使节往来。这些使节们带着国王的嘱托，跨越山海，走入了中国的大地。

他们在这里见证了不同的风俗人情、城市繁华与朝廷的庄严。回到朝鲜后，使节们通常都会被国王召见，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一汇报。尤其是随行的书状官，他们的责任尤为重大，必须将旅途中的一切详细记录下来，呈报给国王。

而这些记录不仅成为国王了解邻国的重要资料，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献。

在这些记载中，访问明朝的记录被称为《朝天录》，记录清朝之行的，则被称为《燕行录》。每一卷《朝天录》和《燕行录》，这些留下来的文字，不仅是外交往来的文献，更成为后世了解明清社会的珍贵史料。

这些记录以一个外来者的独特视角，从繁华的城市街道到威严的宫廷仪式，从民间的风俗人情到朝廷的政治变迁，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是通过这些细腻而详实的文献，我们得以一窥一个不一样的明清时期的中国。

在江南地区，各种府城、县城和卫所非常繁华，景象壮丽，很难用语言完全描述清楚。

不管是镇子、巡检司、千户所、寨子、驿站、集市，还是乡村、堤坝，方圆几里到二十多里的范围内，房屋密密麻麻，市场沿街而建，楼台互相映衬，河里的船只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这里出产丰富的珠宝、金银、稻米、盐铁，还有各种鱼虾，牲畜种类也很齐全，像羊、鹅、鸭、鸡、猪、驴、牛等。

此外，这里还盛产松树、竹子、藤、棕榈，以及龙眼、荔枝、橘子、柚子等水果，都是全国最好的。

古人称江南为美丽的地方，就是因为这里的物产丰富，生活富足。

而在江北地区，比如扬州、淮安以及淮河以北的徐州、济宁、临清等地，虽然不在江南，但同样繁荣富足，尤其是临清最为繁华。

不过，在一些偏远的小镇、驿站和村庄，人口就比较少了，显得有些冷清。再往通州以东走，人口越来越稀少，过了山海关后，走一百里路才能看到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只有两三间草屋。

虽然人少，但原野上依然有成群的牲畜，像羊、鸡、猪、驴、骆驼、牛、马等，树木也非常茂盛。再往南走到八渡河，就更荒凉了，几乎没人住在那里。

尿壶

在这个地方，居民家中没有专门的厕所，大小便都用容器接住，然后再丢弃。

尿壶的形状像一只鸭子，开口像酒壶。我们国家的人初次见到时，误以为这是用来盛酒的器具。而当地的胡人看到我国的尿壶时，也把它当作是盛饭的器具，这真是个有趣的误会。

在北京城内的偏僻小巷中，常常会有深坑，这是人们用来丢弃废物的地方。坑满了以后，就会被运到田地里作为肥料。此外，路边也设有公共厕所，厕所门楣上挂着用纸制作的小木橛，供人使用。路人如需使用厕所，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

在明代的中国东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开始展现，城市经济的繁荣景象令人瞩目。朝鲜使臣洪翼汉在他的作品中，记录了他亲眼所见的中国城市济南的繁华景象。

在洪翼汉的眼中，明朝时期的济南城展现出一派繁华景象。城内人口众多，房屋林立，牌楼随处可见，堪称山东地区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城外的店铺和市场更是环绕了数十里，来往的车马川流不息，街道上人群熙攘。

走在济南的街头，到处弥漫着美食的香气，巷子里布满了各式精美的店铺，酒楼挂着青色的帘子，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

年轻女子们梳着精致的发髻，脸上化着妆，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城门附近，增添了几分热闹的气氛。

再当他途经龙山驿一带时，惊喜地发现田地间种满了梨树、栗树、柿树、枣树和胡桃树。当时，正值果实成熟，许多果子掉在地上。

然而，路过的孩子们对这些散落的果实却视而不见，甚至连一个都不去捡来吃。对此，洪翼汉由衷地赞叹道：“中国的廉耻之风，竟然在小孩子们身上都如此鲜明。”

闵鼎重眼中的康熙：

康熙这个人性情急躁，常常暴怒，认为对事物的细察就是明智。他惩治辅政的大臣们，以防他们专权结党。然而，由于诛杀过多，他心中积累了许多猜疑。无论事情大小，他都要亲自过问。

在选用人才时，他先问宰相和执政官员某人是否贤能，如果宰相推荐某人，他就会怀疑这是党派私情，因此不用这个人，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选人。因为他的猜忌，宰相和官员们都感到害怕，不敢提出意见。

康熙打击贪污、提拔廉洁之人，刑法非常严厉，但他听取的意见大多来自与他有关系的亲戚或依附他的人。

一次，有人献上貂皮，康熙问对方从哪里得来的，回答说是从别人那里买的，因为毛皮非常好所以献上。康熙于是要找卖貂的人，责问他说：“得到这么好的貂皮，为什么不献上而是卖掉？”然后将其处死。

还有一次，他小时候的玩具交给库房保管，后来要回时发现许多遗失了，他就把掌管库房的人处死了。

由于这些行为，人人都害怕被诛杀，人们非常担心祸起萧墙。

闵鼎重出使中国的时间较早，康熙帝还未真正施展手脚，中国社会也未完全进入稳定繁荣的状态

一

寺里有一位年近九十的僧人，耳聪目明，我与他交谈。我问他，甲申之年（即1644年）时，他年仅二十一岁，是否还记得那时的情景？

他答道，当时他早已出家，自然知道。我又问，我们现在的衣冠与明朝时一样吗？他答道，基本一样，只是现在没有了笠帽，大家只戴冠或帽子而已。

我又问，当年李自成之乱时，他是如何避难的？他回答说，他当时躲在玉田地区的山谷中。

我再问他清朝初年强制剃发的情况，当时人们都顺从了吗？

他说，当时确实强制剃发，许多人因此自杀，或者被囚禁、殴打。

一年之后，所有人都剃发了，如今已经成了习惯，不论是喜欢还是痛苦。

我听后感到非常悲愤，没有再问下去。

二

康熙去世的那一天，天下大乱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在那时，我国（可能指的是明遗民或其他势力）免于受害也未必能保证。

假如有聪明的人能够趁着清朝的内乱，联合蒙古，夺取沈阳以北的地区，那么中原地区必定会有内应响应，形成内外呼应，先发制人，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清朝的侵害。

但是，如何善后策划这一行动，不是普通人能够了解的事情。不过，要拿下沈阳、宁古塔等地，似乎并不困难。

清朝的君臣把当今天下视作暂居之地，对城池、楼台、观殿任其损毁，从不修缮。所有的政令和官制都沿袭明朝的制度，也没有什么约束。

他们坚持满汉并用语言，但以满语为主，可以看出他们不忘本源，同时也不违逆民意。

此外，清朝统治者节俭自律，国库充盈，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百姓生活安乐。统治者每日勤政，文武俱备，并使各级职官无权势，因此，民众中没有人敢怀有猜忌之心，只是忧虑自己能否胜任本职工作。他们的治国之术，显然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

然而，虽然清朝的统治方式简单有效，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上下之间没有区别，贵贱之分不明显，这并非帝王之道。

此外，满洲风俗已经深深植根于百姓之中，这种胡风早已形成，衣服短窄，餐具腥臭混杂，已经完全变成了胡人的风俗。

即使有明智的人再度兴起，恐怕也很难改变这种已经根深蒂固的恶习。而且，在江北地区，胡俗风气必然更加盛行，令人痛心不已。

朝鲜人对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些看法

在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进入中国，西方人开始与中国交流。有人通过数学传播他们的宗教，也擅长制造仪器，尤其是在天文观测方面，他们的技术非常先进，远超汉唐以来的水平。

利玛窦去世后，西方航海来到中国的人络绎不绝。中国人对这些西方人感到好奇，并采纳了他们的技术，有些有兴趣的人甚至学习了他们的学问。

到了康熙末年，来中国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康熙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技术，编写了《数理精蕴》一书，交给钦天监（负责天文历法的机构），成为天文历法的基础知识。同时，康熙还在京城内建了四个天文台，安置这些西方人，称之为“天象台”。

从此，西方学问开始在中国兴盛，所有讨论天文的人都尊奉他们的技术。

古代虞夏时期，羲和氏失去了天文测算的职务，导致技术没有传承下来。

自汉代以来，虽然有一些杰出的人物如洛下闳、张衡和唐代的僧一行等人，改进了天文技术，但对于岁差等复杂问题，仍未能详细掌握，原因是他们依靠臆想而不是正确的方法来进行推算。

而如今的西方方法，基于数学，结合仪器，能够精确地测量万物的形状和天体的运行，凡是天地间的远近高低、大小轻重，都能通过这些仪器精确测量，达到了汉唐时期所未有的水平。

自康熙以来，东方的使臣来到北京时，常常到天象台求见西方人，西方人也热情接待他们，让他们参观天象台内的各种奇特绘画、神像和仪器，还赠送洋产的珍稀物品，使臣们因受贿而感到高兴，每年如此。

然而，东方人的习俗骄傲浮夸，对待西方人多有不礼貌的行为。有时使臣接受了西方人的馈赠却不回报，使得西方人逐渐对他们感到厌恶，后来求见时常被拒绝，即便见面也不再热情接待。

通州

通州西门上有一块匾额，题字为“神京左辅”，意思是通州是京城的重要辅助城市。通州繁华美丽，富足的程度仅次于皇城。沿着河道，上下停满了船只，这些船大多来自江南。

船只的构造十分讲究，上面设有木板屋，涂上了丹红色的油漆，四周开有窗户，栏杆上还贴着琉璃。

船屋内布置着书画、床凳等家具，显得非常精致稳固。由于船只离岸较高，特意设置了长长的杉木板，约有四五间房屋的长度，用来连接船只与岸边。人们走在上面，上下船时都感到十分艰难。

一次争端

事件发生在河边，当时人们在河边停留，从早到午都没有竞争渡河的情况。到了下午，两个大约三十岁左右的胡人出现了，他们戴着悬挂翠羽的帽子，穿着狭袖短襖，手持藤鞭，一跃登船，四处冲撞，将我的马赶出了船。

这两个胡人的豪健和骁勇令人畏惧，他们毫无惧色地驱赶马匹和人群。此时，私商的车马也陆续赶到河边，两岸车马云集，人们隔河相望。

这两位胡人仗着自己的勇猛，无所畏惧地驱赶人马。

一个名叫君一的判事马头出面了，他是宣川人，身高八尺，勇气过人。他拿起一块三四丈长的木板，放在船头，跳上船，挥鞭打向两个胡人，气势逼人。

两人随即展开激烈的鞭打战斗，其中一个胡人被打翻在地，另一个胡人继续作战。两岸的人们齐声喝彩，场面如同战场。君一的帽子也在战斗中被打破，而两个胡人的帽子也被扯掉，光着头互相对峙。

一个胡人愤怒地大声说道：“我们的老爷在寒风中停车了一整天，若是等你们先渡河，我们的老爷就要等到深夜才能渡过。”

君一怒目而视，说道：“你们的老爷是谁？朝廷命令各地官员护送我们国的使者，又有领送官员，你们竟敢不遵守朝廷的法令，殴打人马，争抢渡河，现在我将向领送官报告，转奏皇帝。你们的老爷纵容你们行恶，该当何罪？”

一个胡人反驳道：“皇帝？谁知道？皇帝？谁知道？”君一不断提到“皇帝”，试图以此震慑胡人，但对方以“谁知道”来回应，使得君一的威慑效果减弱，场面也变得无计可施。

在这场混战中，我站在高处，看到三人不顾性命地斗殴，急忙命人捉拿他们。首先拿下了君一，准备棍打他，严厉地斥责他的罪行：“你不懂法令，与上国人斗殴，若是伤人性命，你将如何承担？”

然后又捉拿了两个胡人，温和地对他们说道：“你们闹事、打人，本是小罪，但你们竟然说‘皇帝谁知道？’难道你们这些上国的官员真的不知道皇帝的尊严吗？”两个胡人由愤怒变为笑脸，连连道歉。

我随即命令君一停止动用人马，先行渡过工部侍郎。两个胡人连连叩头后离去，随即登船渡河。侍郎还特意向两胡致谢。

此事反映了当时我朝廷对皇帝的尊崇，以及在交通要道处，地方官员仗势欺人的弊端。

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里，作者沿着河流前行，并在到达山海关后的见闻。

一早，作者在晨曦中的明月照耀下启程，行走约一里左右，来到了一个叫做“贞女庙”的地方。这个庙位于野外的一座小山丘上，是用石头建造的。

相传，这里供奉的是贞女许孟姜，她的丈夫范郎在秦朝时因修筑长城而去世，许孟姜在得知丈夫死讯后，伤心欲绝，哭泣而死。后人为了纪念她，在此地建立了这座庙。

庙中塑有一位女子的雕像，左右两侧有两个童子侍立。左边的童子手持伞，右边的童子手持带子。传说这两个童子是贞女的孩子，而伞代表出行的用具，带子则象征她丈夫生前常穿的腰带，都是女子带来的物品。

庙门上刻着“圣之贞”三个字，两边的柱子上刻有对联：“秦皇安在哉？虚劳万里筑怨”，“姜女未亡也，尚留片石流芳”，旁边还注明这是宋朝文丞相文天祥所写。庙内还有很多题咏的碑文，但无法一一记录。

夷齐庙

在进入城中百余步的地方，便是夷齐庙。庙前有一座牌楼，上面写着“敕赐清节庙”，这是明朝万历年间李顺所书。牌楼的南面设有土墙，墙上书写了“清风百代”四个大字，字形大如股肱，是崇祯年间陈泰来所写。

不过，“风”字由于墙体坍塌几乎无法辨认。墙旁还有永平守孔继圻的题字。碑文题为“数圣遣墟”，右侧用细纸书写了一段话，表达了对伯夷叔齐的尊敬和敬仰。这段碑文是乾隆壬子年间立下的。

庙门的左右各立有一块碑，左边刻着“忠臣孝子”，右边刻着“到今称圣”，分别由陈泰来和李顺题写。进入牌门后，还有东、西两个牌门，东边题写“天地纲常”，西边题写“古今师范”。外门内又设有一门，上面写着“清风可挹”四个大字。

庙门上方有一座小楼，用乌石镶嵌在墙壁上，并刻有碑文，略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祭祀二君（伯夷和叔齐）的情况。元朝至元年间，追封伯夷为“照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

在庙的外门内，还有东西两块碑。西边的是永平知县王璽在明成化年间所书的祭文碑，东边的是康熙乙巳年重建时立的碑。

庙内有一座大殿，殿内立着三块碑。第一块碑刻着孔子的话：“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第二块碑刻着孟子的评语：“伯夷叔齐，圣之清者。”第三块碑则记录了曾子的评语，描述了伯夷叔齐的高洁品行，以及他们在天下立下的声名。

通过这些碑文和建筑，进入大殿。大殿内有一个龛，上面题写着“古之贤人”，是乾隆的手笔。

龛内有两尊雕像，分别是伯夷和叔齐，两人并肩而坐，形象非常相似，但伯夷的塑像稍显瘦削。两人都戴着冕，穿着朝服，手持笏板，表现出王者的仪态。

墙上镶嵌着两处石刻，亦为乾隆所作的诗句。

二

在大兴县，如果有人在顺天府的省试中考中，报喜的人会敲着锣，拿着红纸单子，上面写着考生的名字，飞快地向家里报喜。省榜一出，便有人将考生名字编成《题名录》出售，人们会购买一本，以便查看熟人是否榜上有名。

因此，有句俗语说：“一举成名天下闻。”不过，过了一个月，人们便会淡忘这些名字，只有会元（即乡试的第一名）即使百年之后，名字仍会被人记住，官至宰相时，甚至会被称作“状元”。探花（即科举第三名）也享有类似的荣誉。

当状元被宣布时，皇帝会坐在大殿上，打开午门，大清门。状元一人骑马从中门出，由顺天知府执鞭送状元归家。皇帝赐锦袍，锦袍是宫人专门制作的。

状元的夫人乘坐车舆，到本省城楼上，撒下五谷，被称为“压荒”，意为将福气分给众人。状元则受到府县官员的宴请款待，城中百姓倾城而出，争相观看。

此外，外省的总督、巡抚的仪仗队也会一路传送，场面盛大。道府以下的官员传递呼唤，开启大门，列戟、鼓吹、放炮，而状元初到时，府县官员还会为其竖起旗杆。状元携带夫人游城的仪仗几乎不亚于总督、巡抚。这些都显示了考中状元的巨大荣耀。

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的房屋建筑，大多都是朝南而建。即使是普通人家，房屋的梁也至少有五梁，梁长者可达二十多尺，小的也有十四五尺。较大的房屋则有七梁或九梁。

房屋的结构一般较为简单，没有复杂的曲折设计，且布局宽敞高大。即使是富豪之家，也只是前后两排房屋依次排列，前面中间为大门，两侧设有窗户。

东西北三面都筑有围墙，北墙中间还有一个门，与南门相对通行。

前后门之间是正堂，堂的左右各有门，通向室内。室内设有炕，炕高而适宜居住，长度占据了一间房的大小，宽度足够容纳卧铺。

室内还设有灶口，用来生火取暖。火势旺盛，若有风引，炕上也不会有烟气。烧火后，用砖堵住灶口。富裕人家会在灶内安置釜，炕外铺砖整齐；

贫困人家则不如此。且客堂一般没有安置釜的灶。门窗皆从内侧开关，门轴不使用铁，而是用木舌转动。

在官殿、公廨、寺观，以及公侯、驸马之家，房顶皆使用鸳鸯瓦，而私人住宅则不允许使用鸳鸯瓦，只用一般的瓦片，交错排列如鱼鳞。

官衙使用黄瓦，而青瓦则用于青官建筑。亲王、郡王的府邸也使用青瓦。房屋的墙壁通常用砖建造，并且雕刻精美，有时还加上青绿彩瓦。墙壁表面则全部用石灰涂抹。

从风城到周流河一带，多为草屋居住；而从周流河到山海关，则以土屋为主，间有瓦房，几乎看不到草屋。

店铺的门外都涂有纸并加上油，南向和东向的门在阳光照射下明亮夺目，适合在门下读书写字。窗内另设有“映窗”，可以从内侧开闭，这就是所谓的“外窗而内户”。

南方没有烧炕的习惯，仕宦之人即使在京城过冬，也不求温暖，只设卧榻，铺设帷幔。否则，可能会患病吐血。

草屋的茅草顶不编织，只是捆扎后密密地排列，底部厚达一尺以上，并在屋脊上涂泥灰，使其坚固如瓦屋。或使用蜀秸、麻秸作捆束，避免渗漏。

从周流河到山海关，有些房屋平铺泥土，或盖以木板，或用薄石修葺，不起屋脊，这种房屋被称为“无梁屋”。

据说，这是明朝后期为了表达“无上”的思想而设计的，因为旷野中的强风常常拔起房屋，所以平整屋脊以减小风力。

贵族之家并不建造高大门楼，只是将门涂成朱红色。普通百姓家的门多涂黑或青色。富贵人家则在大门内设一炕，摆放床、桌、笔砚等物品，由管家（称为“厉直”）居住。

客人到来时，管家负责接待处理事务，但非亲友不轻易入内。

都城中的人家门上悬挂一盏灯，仕宦之家则在门上标注现任衙门的名字，并在门前设立一道墙，上面贴着红纸和丹榜，列举曾经担任的官职，往往多达十余项。

1720年

此地的梨果小如鸡蛋，但味道非常好，甚至熟透的梨也非常美味。

柿子相比我国产的要大得多，但味道淡而无味。经过干燥处理后成团的柿子，味道稍好一些，但甜度仍不如我国产的“蹲柿”。栗子、榛子、石榴、沙果等水果味道都很一般。

唯一特别的是山楂，个头大如李子，没有虫蛀，肉厚味佳。葡萄中紫色的味道最好。大枣比我国产的要大，肉厚核小，特别是“黑枣”，尤为出色。

柑橘品种多达六七种，味道都很好，其中乳柑的皮像柚子，味道极佳，但个头最大的柑橘味道酸涩，无法食用。

荔枝、龙眼等水果来自南方，多是干果形式，颜料较多。作者曾在前次出使时尝到过新鲜的，味道极佳，但此次未能品尝，甚为遗憾。

西瓜子呈圆形且黑色，瓜肉厚实，比我国产的尖薄瓜子要好。市场上常见西瓜，男女老少皆喜食用。槟榔产自南方，坚硬无法食用，且味道辛辣涩口，但燕地的人常将其放在囊中，时常咀嚼。

此地的五谷杂粮种类齐全，其中高粱最为廉价，其次是大豆，再次是粟米。大豆呈黑色，颗粒小且扁，与我国产的黑豆略有不同，味道也不佳，多用于饲喂牛马。

当地人多用小米和高粱做饭，其中高粱用得最多。间或有旱稻米，且北京有水稻米。

水稻米产自水田，颜色白如银，但煮饭后仍然比较硬，不过比旱稻米要好些。总体而言，稻米质量远不如我国产的，因此当地的皇帝也以我国进贡的稻米作为日常膳食之用。

1729年

当抵达沈阳城门外时，人们需要下马，收起伞盖。这里有宫殿，与北京城的宫殿相媲美，因此按照规矩，不允许乘轿进入城中。到了未时，进入察院（相当于监察机构）。

沈阳也称为盛京，城方圆约两里，每个方向有两个门，共计八个城门。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呈井字形布局。南北两门与东西两门的交汇处都有十字楼，街道两旁的房屋密集，市场繁荣，物品丰富多样，人群熙熙攘攘，让人感到十分新奇。

这座城是丙丁年后，昭显世子、孝宗大王曾被拘押的地方，以及清代三位学士被拘禁的地点。询问有关馆寓的具体情况时，却没有人知道，令人叹息。

文中提到的“宝胜寺”是汗（大汗，即统治者）的愿堂。寺庙殿宇的中央排列着许多佛像，左右两侧的廊舍极其奢华。

雕刻的栏杆和曲折的围栏金碧辉煌，屋顶覆盖着黄碧色的瓦片，守寺的僧人都穿着黄色衣服。阶下的东西两侧设有碑阁，西侧的碑文是胡文，东侧的碑文是楷书。

寺庙前的匾额题写着“莲花净土宝胜寺”，据说是崇德三年所立。寺院庭院中有七株苍松，并与丁香、海棠和侧柏等植物混合种植。自风城以来，未曾见过一株松树，而如今在此看到松树，显得格外珍爱。

关帝庙

在古代，每家每户都供奉关帝的画像，早晚焚香，店铺也是如此。关帝庙中必然供奉佛像，而佛寺中也会供奉关帝，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僧人和道士一体尊奉关帝，从无分歧。

在有村庄的地方，必有寺庙或庙宇，如辽阳、沈阳、山海关等地尤其多。而在北京城内外，寺庙的数量几乎占到房屋总数的三分之一。

然而，即使是大的寺庙，僧侣的人数也不过数十人，道士则更为稀少。

自凤城以北，有村庄的地方必定有神庙或佛寺。即便是小村庄，也会有土地庙，庙虽小，但供奉的方式庄严。

关帝则几乎在每家每户都有供奉，或为画像，或为塑像，朝夕焚香顶礼，体现了人们对神佛的深厚信仰。

关帝庙遍布天下，即使在偏远的边疆地区，数家小村庄中也有华丽的庙宇。庙会时，人们争相赶去，不愿落后。

在从栅栏到皇城之间的两千余里路程中，庙堂的大小和新旧参差不齐，但在辽阳和中后所的关帝庙尤为著名，以其灵异而著称。

皇城内的白马关帝庙，以及正阳门右侧的关帝庙，都记录在祀典中，每年五月十三日，太常寺会派遣官员行礼，民间香火格外旺盛。当国家遭遇重大灾难时，也会祭告关帝。

明朝万历年间，特封关帝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这一旨意被传达，并刻在南关庙的墙壁上，是对关帝的至高敬仰。

清朝人的冠服（服饰），他们自己看了都感到不太满意，我们国家的人也常常嘲笑他们。然而，当看到穿着团领、乌纱帽和宽袖长衣的我们国家的人时，他们却不敢嘲笑，甚至连妇女和女子都会仔细地看着，并暗自欣赏。

因此，当清朝人戏谑我们国家的人时，即便有官员穿上清朝的服饰，他们也不会让清朝的服色强加给我们国家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这种服饰感到厌恶和痛苦。

每当与清朝人谈论他们的服装制度时，汉人常常会显得尴尬而感到羞愧。清朝人询问我们国家的服色时，有些人会回答说：“这是中华的传统制度，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才是令人喜爱的？”

清朝人也承认：“我们现行的王法也有许多优点。”

当被问到具体的理由时，他们解释说：“我们剃光头发，所以不需要梳理打理；上下穿同样的衣服，没有名分的差别；服装制度简单便捷，从事各种工作时也没有妨碍。”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便利之处。

有见识的人可能会说：“这就是我们祖先曾经穿过的服饰，我家里还保留着旧时的衣物，有时会拿出来欣赏。你们穿着华丽的服饰，难道不羡慕吗？”听了这些话，我不禁感到悲伤。

然而，到了明朝时，团领和华冠等物品都被归为戏剧演员的服饰，几乎没有旧时的制度可循。尽管元朝曾统治中国，但当时天下人仍未剃发。

而如今，整个天下都穿着胡服，中华的文物礼仪荡然无存。先王们的传统服饰，现在全部成为戏剧演员的玩笑之物，任意改动。明朝的古制逐渐远去，最终消亡，恐怕再也无法见到。

至于外国四夷来朝时，几乎都穿着他们的左衽（指衣襟向左掩的胡服）和夸张的侏儒服饰。即使是安南（越南）虽然自称戴冠穿带，但披头散发、涂黑牙齿，也不能算是华制。

如此情况，真是天地长夜，不知江南是否还有识之士，能够继续传承殷礼。这真是让人感到无尽的感慨。

白云观

这座道观位于西便门外数里远的地方，是道士们的居所。虽然现在不如古时那样兴盛，但仍有数百人居住。道观前立有大牌楼，牌匾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门内设有三座拱桥，用来疏导观中之水，桥拱高耸如同倒挂的彩虹。

正殿匾额上题有“紫虚真气”四字，殿内安放着玉皇大帝的塑像，帝王之服一应俱全。殿内还供奉着三十三天帝君，他们都戴着旒冕，手持圭玉。

诸神将的形象各具威严，三头六臂，手持兵器。庭院中有两座碑，碑文颂扬玉皇大帝的功德。前殿供奉着南极老人星君，他骑着一只白鹿。

左殿供奉的是斗母，右殿供奉的是丘长春。丘长春即为元世祖的国师。

道观的东西廊屋共有上千间，道士们分别居住在此，环境清净幽雅。馆中收藏了大量珍贵的书画和文物，锦卷玉轴充满了整个建筑，摆满了各种古董器具，这些宝物都极其珍奇美妙。馆内的屏风、书画皆为稀世珍品，令人目不暇接。

每年的正月十九日，是道观主神的诞辰，因此在这一天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士女们云集于此，十分热闹。

出门外后，戏班正在准备演出，观众如墙般密集，场面十分壮观。

二

清朝入主中国后，规定男子都要剃发，而女子则继续沿用明朝的服饰制度。满族人普遍身材丰硕，生育较多，通常生七八个孩子，这似乎表明他们的运势依然旺盛。

清朝人不太擅长文雅，所以大多性格淳朴诚实。

然而，随着在中国时间的增长，他们开始崇尚文教，因此他们的风俗逐渐衰退。汉族人大多轻浮狡诈，而南方人尤其严重。

汉人中身居朝廷的人与满族人各占一半，但汉人常有寄人篱下、谨小慎微的感觉。

汉族女子普遍化妆，而满族女子则不化妆。汉族女子缠足，满族女子则没有缠足。

缠足的习俗始于南唐李后主的宫人李眘娘。她从小就缠足，使脚弯曲且尖细，形状像弓，以此来取悦他人。耳坠、臂环以及发髻装饰，汉族和满族女子都相同。

口红的涂法是在唇尖上抹一点，看起来就像含着红珠子。无论是汉族还是满族女子，大多都长得很美，而关外（东北地区）更是以美人众多而著称。

剃发的方式是只剃头顶周围的头发，剩余的头发编成辫子垂在后面。男童的头发分为两条辫子，成年后合为一条辫子。

女童则将头发编成辫子垂下，就像东方的习俗。出嫁后，女子将头发盘成发髻，像古代的做法。男子在二十岁以前，全部剃去胡须，因为这样便于拉弓。

二十五岁以后，男子只剃胡须，保留髭须。三十岁以后则不再剃去胡须。

清朝人都能讲汉语、读汉书，而汉人却不懂满语、满文。因此，凡是在清廷衙门里处理的机密事务，都是用满语，奏折和文书都用满文翻译。

然而，在乡里巷间，满族和汉族都使用汉语，因此满族的后代很多不懂满语。皇帝对此感到忧虑，于是每次都选年幼聪明的孩子送到去学习满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