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会桑”（也作“桥会桑”），是当时三名身处京都的政治家的总称，分别为幕府“御三卿”一桥家家督德川庆喜、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桑名藩主松平定敬。

这个组合非常有趣。虽然三人都出身于江户幕府的亲藩，但德川庆喜是京都朝廷的“禁里御守卫总督”兼“摄海防御总督”，松平容保是“京都守护职”，松平定敬是“京都所司代”，三人均是拱卫京都朝廷的重要人物。这个“三人团”既是江户幕府能够信得过的核心人物，又是京都朝廷的心腹重臣，他们在事实上成了国家机器的控制者。

德川庆喜为何选择京都呢？他希望利用自己在江户幕府与京都朝廷两方面的政治资源，挣脱出江户城这个旧有的权力牢笼，在京都扩展权力基盘，建立一个既不反对幕府也不受制于幕府中枢的新政权。虽然“一会桑政权”未能招揽全部有实力的雄藩诸侯加入，但其影响力依然十分显著。

从这一时期开始，统仁明显减少了发言与外出，他似乎不再热衷于掌握权力。其重要原因，就是“一会桑”的德川庆喜、松平容保等人开始代替他成为“攘夷”道路的重要推动者，甚至因此与力求开国的诸侯产生了重大争执。文久四年（1864）一月二十一日，统仁再度接见将军德川家茂，亲笔写下“无谋之征夷实非朕之所好”，等于是彻底否定了以战争方式“攘夷”的路线。

元治元年（1864）四月二十日，京都朝廷又向幕府传达了一封敕书，除了继续提出“无谋之攘夷断不可行”之外，还指出“一切（事项）若无朝廷指示（江户幕府）皆以委任之事宜充分研讨而处置”。这句话文面上是京都朝廷愿意延续对江户幕府的“大政委任”，但由于江户幕府的实权者已经从将军转变成了德川庆喜，这次“委任”事实上表明天皇统仁已经把国务处理权交给了德川庆喜。

攘夷气氛愈发浓厚，“攘夷”先锋长州藩又站了出来。六月五日，会津藩下属的治安维持机构——新选组搜查长州藩攘夷志士居住的京都旅馆池田屋，双方展开大规模厮杀，促使长州藩与会津藩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走向对决。到七月十八日，久坂玄瑞率领长州藩兵三千人聚集在京都附近，要求处罚会津藩，双方战事一触即发。

对于长州藩兵的“逼宫”行为，统仁非常愤怒，于七月三日晚向德川庆喜发布命令，要求无法说服长州藩兵的话，就立刻开战；七月十八日晚上，统仁裁定长州藩为“贼”，再度向德川庆喜下达“讨贼”诏书。强硬表态下，不仅是德川庆喜，驻扎在京都的萨摩藩兵也加入到讨伐长州藩的队伍之中，这就让第二天爆发的“禁门之变”彻底失去悬念。

很明显，统仁虽不具备任何军事实力，但天皇权威却让他依然拥有号召力，于是德川庆喜、松平容保两人就将自己的军事实力与统仁的权威捆绑在一起，“一会桑”成了盘踞在京都的一方重要势力。统仁终于明白，虽然天皇的名义权力在幕末大有提升，但依然要依附于某股强大的世俗力量才能存续。在天皇的支持下，“一会桑”成为京都朝廷与江户幕府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联络机构，与京都公卿打成一片。

统仁距离江户幕府越来越近，而距离“攘夷”越来越远。庆应元年（1865）九月，英国、法国等四国军舰集体进入大坂湾，要求直接与京都朝廷交涉，讨论日本何时开放兵库港（神户）等港口作为贸易港口的问题，这项严重的外交问题让京都朝廷不得不严肃对待。

正因为直面外交问题，统仁也开始意识到日本与外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他不得不开始正视日本与外国签署的条约。十月五日，在外国军舰的威胁下，统仁终于放弃了自己坚持许久的“攘夷”立场，承认日本与各国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番变动之下，统仁终于从一个有些固执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执政态度也从直接指使世俗权力转向与世俗权力合作。

只不过，统仁的政策态度变化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边缘利益集团逐渐走向“打倒幕府”（倒幕）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