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巨匠。然而，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乌台诗案”。那么，苏轼究竟因何而引发“乌台诗案”？其结果又如何呢？

这一切，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宋朝到了宋神宗时期，国家已陷入民穷财尽、国库空虚、军备政事皆衰微的困境。为了挽救国家命运，宋神宗决定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虽好，但由于操之过急，一些弊端逐渐显现，老百姓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在少数，苏轼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受到主张变法的反对派的排挤，苏轼在朝廷中难以立足，于是他主动提出外调，先后在杭州、密州、湖州等地担任知州。

然而，就在湖州，出事了，出大事了。苏轼被捉拿到御史台审问。

那么，他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而引出被审之事呢？

原来，苏轼在外地担任湖州知府期间，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上奏了《湖州谢上表》。表中有这样几句话：“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作为臣子，我实在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但皇恩浩荡，还是继续任用了我。

古人在写文章时，总是十分讲究遣词造句，力求能够表词达意。而苏轼作为大文人，写诗作文更是讲究。

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十分激烈。保守派认为变法无事生非，而“新进”则是王安石引进的个别品质低下的变法新人。于是，“生事”“新进”这些原本很普通的字眼，此时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成为保守派对变法派攻击的专有名词。

当时的监察御史李定摘取了“生事”“新进”等词语，并以“愚弄朝廷，妄尊自大”的罪名，提请整个御史台弹劾苏轼。

然而，仅以此来给苏轼定罪，恐怕难以服众。不巧的是，苏轼的一本《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出版了。

这就给御史台的一些人提供了机会，他们经过四个月的苦心挖掘，终于从苏轼的许多首诗中找出了一些犯忌讳的词句。于是，他们上奏朝廷，称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

于是，宋神宗派钦差到湖州传唤苏轼进京。苏轼一到京城，立刻被逮捕了。

从当年八月到十月，御史台对苏轼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审讯。据史书记载，御史台内有许多柏树，树上栖息着几千只乌鸦，因此人们将这一专案称为“乌台诗案”。

御史台的人在苏轼的词中找出了一些比较敏感的用词，苏轼也被逼写了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承认了他对新法的不满。御史台由此认定苏轼诽谤新政罪名成立，苏轼必死无疑。

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转机呢？

苏轼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他遇到了贵人。

首先，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曾立下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律不杀大臣。”

其次，宋神宗并非昏君，他做事谨慎，清楚苏轼本就是一个口无遮拦的文人。

此外，曹太皇太后也为苏轼说情，请求神宗免他一死。

最后，苏轼曾经讽刺过的那些“先进”和“生事者”，如王安石、章惇等人，也站出来为他说好话，劝宋神宗放过苏轼。

最终，宋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顺势赦免了苏轼的死罪。

当年十二月，苏轼被贬到黄州，充任团练副使，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能签署公文。

苏轼因《湖州谢上表》中的几句话而引发文字狱，与那些因文章言行而在残酷的文字狱中丢了性命的人相比，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