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的名单》（1993）在世界影坛具有重要地位，是迄今为止反映二战犹太人大屠杀悲剧的史诗性巨作，但当初影片的制作过程异常波折，影片最终能够取得惊人的票房，并在世界电影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出乎电影制片人和导演斯皮尔伯格的预料。

影片故事改编自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肯尼利的小说《辛德勒的方舟》（1982），讲述德国纳粹党成员奥斯卡·辛德勒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开办工厂雇佣廉价犹太劳工，在目睹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残害和杀戮后，辛德勒产生了挽救犹太人生命的想法。通过贿赂驻守波兰克拉科夫的纳粹党卫军司令官阿莫·戈斯，有1000余名犹太人免于被送往集中营，从而躲过劫难生存下来，辛德勒也因此成为了犹太人的救命恩人，受到被拯救犹太人及其后代的尊敬和爱戴。

奥斯卡·辛德勒的义举在战后多年并不为人知，直到一个叫波尔德克·菲弗伯格的犹太幸存者遇到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肯尼利后，他的事迹才通过小说流传起来，后被斯皮尔伯格拍摄成电影。

1913年，波尔德克·菲弗伯格出生于波兰，就读于克拉科夫大学哲学和体育硕士专业，二战前在家乡克拉科夫高中教书，直到1939年德国人关闭了所有犹太人学校。随后，菲弗伯格参加波兰军队，以中尉军官身份与纳粹作战，但不幸受伤被捕。他设法逃了出来，躲藏在克劳的母亲家中。

1939年11月的一天，家里有人敲门，菲弗伯格以为是盖世太保，结果是有人来找室内设计师身份的母亲装修新公寓，来者买下了德国军队从犹太人手中没收的一家搪瓷厂，这个人就是德国纳粹党成员、商人奥斯卡·辛德勒。

奥斯卡·辛德勒本人资料照片（1908-1974）

德国大规模入侵波兰后，菲弗伯格的父母、姐姐和姐夫，包括大约近百名近亲属在犹太大屠杀中丧生，因为他在辛德勒的工厂务工，幸运得以活了下来。他见证了本可以富可敌国的辛德勒为了拯救犹太人花光了钱财，甚至不惜赌上了自己生命的义举，他称辛德勒是“现代的诺亚”，并立志把宣传辛德勒的伟大事迹作为自己余生的使命，他本人在辛德勒名单中是第173号幸存者。

二战后，菲弗伯格移居美国洛杉矶，开了一家皮具商店。光顾他商店的客人不乏作家、制片人、代理商，他迫切希望辛德勒的故事能写成小说或者拍成电影。

1963年，一位米高梅公司高管的妻子来到店中，菲弗伯格缠着她最后结识这位高管。经过他的努力，米高梅计划将辛德勒的故事拍成传记片，但最后无疾而终。

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肯尼利

1980年，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肯尼利前往意大利参加电影节，本想经由波斯湾和新加坡回国，但他接到美国书商的电话前往洛杉矶，在修理自己的公文包时来到了菲弗伯格的皮具店，他对辛德勒的故事感到十分好奇，高大英俊的辛德勒的所作所为与自己的纳粹党成员的身份不符，花天酒地、投机成性的他如何能做出此番惊人之举？这个自相矛盾的人物让托马斯·肯尼利感到费解，但他认为这个故事应该向全世界讲述出来。

因为自己是非犹太人，肯尼利对小说能否描述准确没有十足把握，他邀请菲弗伯格作为小说的顾问，同时获得了第一手文字资料创作了《辛德勒的方舟》。小说在1982年出版后，迅速成为了畅销小说，获得了当年英国最高文学奖——曼·布克奖。

波尔德克·菲弗伯格在2001年去世，他生前曾表示，是辛德勒保护了他们，拯救了他们，喂养了他们，使1000多名犹太人躲过大屠杀，在苦难、疾病、殴打、杀戮的悲剧中幸存下来，他必须向全世界讲述辛德勒的故事，让世人都知道辛德勒的一颗博爱、善良之心，他解释说：“辛德勒给了我生命，我要想办法给他永生。”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菲弗伯格的辛德勒小说梦实现了，这本小说也引起了导演史蒂夫·斯皮尔伯格的关注。

史蒂夫·斯皮尔伯格被辛德勒将所有财富用来挽救犹太人的生命的壮举所打动，但开始时他对辛德勒行为的真正动机也十分疑惑不解，在他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后，环球影业买下了托马斯·肯尼利小说的版权。

1983年春天，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斯皮尔伯格告诉菲弗伯格，他将在十年后拍摄这部影片。此后的10余年中，菲弗伯格几乎每周都给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影片开拍的时间和进展情况。

史蒂夫·斯皮尔伯格

虽然斯皮尔伯格是美籍犹太后裔，但他对自己能够拍摄一部成功的犹太大屠杀影片缺乏信心，他担心自己关于大屠杀的“罪恶感”影响情感表达，产生了将影片交给犹太裔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想法，他自己来做制片人。波兰斯基的母亲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他本人在克拉科夫乡下亲属家幸存下来，是大屠杀亲历者，但波兰斯基拒绝了这份邀请，最终在2002年拍摄了自己关于大屠杀的影片《钢琴家》，成为了《辛德勒的名单》的姊妹篇。

斯皮尔伯格也曾考虑将影片交给凭借《走出非洲》（1985）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西德尼·波拉克，并在1988年一度确定由马丁·斯科塞斯来执导该片。出生在波兰的犹太裔著名导演比利·怀尔德也曾表示有兴趣执导该片，以此来纪念自己故去的亲人，布莱恩·德·帕尔玛也曾是考虑的人选，但遭到了他的善意拒绝。

斯皮尔伯格最后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一旦让马丁·斯科塞斯执导该片，他将错失一次为孩子和家人制作一部关于大屠杀题材影片的机会。考虑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新纳粹主义的重新兴起，斯皮尔伯格感到有责任将大屠杀悲剧展示给世界观众，警醒人类避免再犯二战期间的德国纳粹种族主义错误，因此，他用惊悚片《恐怖角》（1991）执导权同斯科塞斯进行了“交易”，自己重新拿回了该片的导演权。

斯皮尔伯格在拍片现场

制片人和斯皮尔伯格都认为该片很难取得票房的成功，因此他决定先完成《侏罗纪公园》（1993）后期剪辑，影片于6月份上映，《辛德勒的名单》在11月上映。斯皮尔伯格认为该片预算较小，只有2200万美元，加上犹太大屠杀这类揭人类自身伤疤的影片通常都不会赚钱，因此他放弃了执导该片的酬劳，分文不取，他解释说大屠杀题材电影的酬劳是“带血的钱”。

1992年，一直为辛德勒事迹拍摄成电影而奔波的菲弗伯格接到斯皮尔伯格的电话，告知他影片将于1993年开拍，同时聘请他为技术顾问，这让菲弗伯格欣喜若狂。在影片拍摄期间，他一直跟随着斯皮尔伯格在波兰和以色列进行拍摄，并给出自己宝贵的建议。

影片最终获得七项奥斯卡奖项，在颁奖典礼上，斯皮尔伯格走上领奖台，在致辞中他首先感谢了菲弗伯格，他说:“有一位名叫波尔德克·菲弗伯格的幸存者。。。我欠他一笔债，是他把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带给了我们所有人。”

为了构建历史的真实感和厚重感，斯皮尔伯格决定用黑白纪录片的形式讲述故事，黑白本身就象征着犹太大屠杀事件。3小时15分钟的的影片有40%是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斯皮尔伯格拒绝使用镜头稳定设备，来增强画面纪实感，他也拒绝使用摇臂设备和变焦镜头，这些手段给影片增加了现实主义风格的质感和凝重，具有德国表现主义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特色，他试图赋予影片永恒的画风和品质，让观众难以揣测出影片拍摄的时代，极力模糊时间跨度，追求返璞归真。他所营造的纪实氛围和黑白色调时空感，让观众跟随着他的镜头重新探访了人类不堪回首的往事，“亲眼”目睹了人类惨绝人寰的历史性悲剧一幕。

环球影业的董事长汤姆·波洛克要求斯皮尔伯格用彩色底片拍摄，以便在将来出售彩色拷贝，但遭到斯皮尔伯格的断然拒绝，他不希望因为商业利益去用颜色“美化”法西斯反人类的暴行。

连姆·尼森饰演的奥斯卡·辛德勒

在角色塑造方面，斯皮尔伯格更多把镜头对准了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上，特别是犹太人被枪杀的多个场景，其罪行残酷程度已达到观众心理承受的底线。他强调拯救者辛德勒思想的渐变过程，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转变更加流畅自然，模棱两可且不着痕迹，避免出现突如其来的顿悟和思想的陡然变化，使得思想和身份自相矛盾的辛德勒的拯救行动更加平顺，他的工厂最终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也在情理之中。

在追求现实主义风格基调的基础上，斯皮尔伯格在影片中采用了大量象征手法表现故事主题，强化影片的思想性，对纳粹种族大屠杀予以深刻的刻画和强烈的谴责和控诉，主要象征手法有蜡烛、水、打字机和和火车，以及经典的穿红衣的小女孩。

☆ 蜡烛

虽然正片以黑白色为主，但在影片开头和结尾都采用了彩色胶片拍摄，斯皮尔伯格通过彩色与黑白的对比，强调了现在和过去的概念，而影片由开头的彩色转为黑白，是由蜡烛的熄灭予以承接的，在片尾彩色的重现，也因为蜡烛的再次点燃而画面豁然变得明亮，重获生机。

犹太男人点燃蜡烛的特写镜头

蜡烛的燃尽和光明的失去，代表着生命的终结，蜡烛本身即象征着生命。片头蜡烛的熄灭代表了二战时期犹太人命运至暗时刻的到来，袅袅散去的烟雾象征着犹太人尸体在纳粹集中营的焚烧形成的死亡氛围。当影片颜色失去，象征着一个罪恶时代的开始，犹太人没有了光明，也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当片尾蜡烛被重新燃起，宣告了犹太人噩梦的结束，纳粹统治的终结，蜡烛燃起的红红的火光代表着辛德勒给1000多名被拯救的犹太人带来的温暖和希望，这一抹亮色昭示着黑暗的过去，黎明曙光的到来。

由拉尔夫·费因斯饰演的阿莫·戈斯

实际上，点燃蜡烛的场景是犹太教的安息日，通常情况下由女主人点燃安息日的蜡烛，但在影片中这个角色换成了男性，这一变换一方面表示了女性在影片中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犹太男性对纳粹统治和杀戮的被迫屈从，特别是对反派人物纳粹党卫军军官阿莫·戈斯的屈从，但从正面理解，也可以象征犹太人对辛德勒冒死拯救无辜生命的敬仰。

☆ 水

水是生命之源，在影片中关于水的象征运用主要包括两段剧情:

首先，一群慌乱的犹太女性被赶进毒气室，一个妇女告诉她周围的人纳粹会使用毒气将她们杀害，许多女性表示这不可能，但从她们恐惧和绝望的眼神中观众可以看出，她们在试图否认内心中已经相信的事实，即她们知道纳粹分子会非人道地毒杀她们，只是她们惧怕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而已。

艾伯丝·戴维兹饰演的海伦·赫伊斯

但淋浴喷头一样的毒气装置却喷出了水，惊恐的犹太女性虚惊一场，这一方面象征着水是生命的本源，从另一方面表明纳粹军队对犹太人的肆意杀戮，决定数十名犹太女性生死的关键只是一个按钮的不同而已，只是这次刽子手选择了喷水的按钮而不是毒气。这深刻体现了犹太人的生命之轻，生命完全掌握在纳粹分子手中，一念即死一念即生任由刽子手随机摆布和决定，以秘书兼女佣为代表的犹太女性人物海伦·赫伊斯受尽纳粹军官阿莫·戈斯的折磨与屈辱，她们的命运与辛德勒的妻子艾米丽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辛德勒在火车站看到一列火车即将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而炎热的天气下被塞进箱式列车的犹太人拥挤不堪，高温难耐，他们眼巴巴看着狭小的车窗，期盼能够获得哪怕是一滴水，许多人因为脱水已经生命垂危。

犹太人对生命之水的渴求

辛德勒假意征求纳粹军官的意见用水管洗车，却拿着水管来到车厢外向里面喷洒对于犹太人十分奢侈的水，辛德勒为了蒙蔽阿莫·戈斯故作残忍，似乎是在拿水管喷水虐待犹太人，旁观的阿莫·戈斯发出狂笑，他根本没法理解这是辛德勒对犹太人生命的怜悯和同情，在他的内心中喷水只是对犹太人的取笑和折磨，而这一举动形象刻画了辛德勒的心理活动，他的信仰和执念与阿莫·戈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虽然他们都是纳粹党成员，但他们却在不同的道德标准的轨道上运行着，在人类生命面前，他们的良知和信仰有如天差地别一般。

在这两段剧情中水象征着生命之源，但鉴于犹太人已经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水在影片中很大程度象征着犹太人在困境当中的一种解脱。

☆ 打字机和火车

在影片中，打字机和火车两个机械物的特写多次冲击着观众的视觉，随着一心追求利润的辛德勒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打字机出现的频率也在增多，打字的速度在加快。每个字母的敲击，每个名字完成打字后的回车，都象征着一条鲜活的生命被辛德勒从纳粹的魔掌中拯救出来，辛德勒的名单在加长，飞快的打字速度象征着辛德勒在与纳粹分子进行着时间的赛跑，机械的打字机具有了生命的意义，它的每一次敲击都关乎着被拯救犹太人的命运。

助手伊扎克·斯泰恩的打字机和辛德勒的名单

与打字机的象征内涵恰好相反，同样是机械，庞大的火车在影片中的每次出现都意味着犹太人生命的逝去，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象征着死亡，象征着犹太人的厄运。每个踏上火车的犹太人都怀揣着一张纳粹分子签发的“单程车票”，开往地狱的火车没有回程，火车每一次的轰鸣和钢铁车轮的转动，都意味着有无数无辜的生命将惨遭纳粹的残酷杀戮，而身形巨大的火车同小巧的打字机形成强烈的反差，观众也感慨善良与邪恶的根源不是机械本身，而是操作和指挥机械运作的人。

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最经典的象征形象来自影片中途出现的红衣小女孩，这个角色的创意来自美国电影史第一部叙事电影，由埃德温·鲍特执导的《火车大劫案》（1903）中手绘胶片红衣小女孩。虽然红衣小女孩的出现打破了斯皮尔伯格影片的黑白纪实风格，使得影片在色彩上缺乏前后的一致性，但小女孩的红衣服是主人公辛德勒的视角，红色只是辛德勒脑海的幻觉，标志着他的思想和人生价值观的彻底转变，因此红衣小女孩的象征意义在影片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也成为了美国电影史最经典的画面镜头之一。

辛德勒脑海中的红衣小女孩

对于红衣小女孩的象征意义有多种解读，红色与血液同色，象征着犹太人的无辜和清白，表明犹太人也是人，他们的生命与其他种族一样重要。红衣小女孩是黑白纪实过程的唯一色彩，这抹出现在大屠杀暴行当中的鲜艳红色，唤醒了辛德勒的良知和善良，让他看到了前程和希望。当红色衣服出现在尸体搬运车中时，更加激起了辛德勒内心对纳粹暴行的愤怒，促使他加速了拯救犹太人的步伐，更加坚定了他冒险挽救无辜生命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

斯皮尔伯格曾表示，红衣小女孩是大街上最显眼的色彩，象征着纳粹大屠杀在大庭广众面前发生，而美国政府却视而不见，即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轰炸德国的铁路运输线，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缓犹太人所遭受的灾难，这是他让小女孩穿红衣出现在大屠杀街头的初衷。

红衣小女孩饰演者奥利维亚·布朗斯卡

饰演小女孩的波兰儿童演员奥利维亚·布朗斯卡在影片拍摄时只有3岁，斯皮尔伯格要求她在18岁之前不要看这部影片，但好奇的布朗斯卡在11岁时便看了自己出演的这部大名鼎鼎的影片，并自称被影片残酷的杀戮场面“吓坏了”。

在波兰克拉科夫贫民区有一名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早年以红色外套在当地闻名，她的名字叫罗玛·利戈卡，许多人认为她是影片红衣小女孩的人物原型。在《辛德勒的名单》上映后，罗玛·利戈卡出版了一本名为《穿红衣的小女孩：回忆录》（2002）的书籍。不论这个红衣小女孩形象出自何处，斯皮尔伯格对这个角色的塑造必将载入世界电影的史册，为世界电影观众所永远铭记。

史蒂夫·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黑白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塑造了纳粹党成员奥斯卡·辛德勒不惜一切手段营救无辜犹太受害者的英雄形象，影片获得7项奥斯卡大奖，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百大”经典影片的第8位，是描写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史诗性巨作，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社会效益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斯皮尔伯格（后排中）与主要演员合影

辛德勒的名单中第173号犹太人幸存者波尔德克·菲弗伯格为辛德勒事迹的传播，小说的出版和电影的拍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生前完成了对辛德勒的承诺，实现了让辛德勒精神和灵魂“永生”的目标。

斯皮尔伯格虽然最初缺乏执导该片的信心，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选择了接受挑战。他通过象征的表现手法，深入刻画了辛德勒人性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以及他不惜一切代价冒险拯救犹太人生命的义举，批判和鞭挞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影片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角色，特别是对红衣小女孩的塑造十分成功，其象征意义广泛，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和思想内涵，成为了美国电影史最经典画面之一。

斯皮尔伯格与连姆·尼森在片场

影片集中反映了正义与邪恶，善良与残忍，生命与死亡的主题，是有史以来最为真实和凝重的犹太人大屠杀题材电影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美学价值。

在辛德勒工厂的犹太人被苏联红军解放前，他们为辛德勒签了一份声明，证明他对拯救犹太人生命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也以此表明他的清白，希望日后可以免遭战争罪行的起诉。被拯救的犹太人用金牙打造了一枚戒指，送给即将离别的辛德勒作为纪念。辛德勒感激备至，长跪不起，泣不成声，他为没有拯救更多的犹太人而感到羞愧和悔恨。在这枚戒指上，铭刻着犹太法典《塔木德经》中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

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拯救整个世界。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