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沃尔特解体时，博博-迪乌拉索城内有三个明显划分的住宅区:白人区，用非建筑区与黑人区隔绝；黑人区，区内拥挤且当时在不断扩大；非洲古城区，几乎没有受到新的城市发展的影响。白人区被国库、司法大厦锥虫病防护站，宪兵队这些城市行政部门所占据。

白人区周边的黑人区呈现出如许多殖民城市一样的单调的景观：既没有基础设施，也没有建筑格局，只有成排分布的住宅和限制区域的边界。在黑人区，博博-迪乌拉索实行了一项补充性住房政策：随着第一批住宅区的满员，政府会建设一些新的住房来供给没有住房的居民居住。

上沃尔特解体后，接管博博-迪乌拉索的科特迪瓦政府试图让其城市环境变得更为卫生，他们从与白人区接壤的古城区迪乌拉索巴，法拉坎以及在白人区周边的科科、河流两岸着手。1933年，科科区内非建筑区修筑了道路，法拉坎区向着白人区边界的非建筑区延伸，为了修建这些新公路，科科区的100多个住房单元和法拉坎的520多座房屋被夷为平地。

在1937年，迪乌拉索巴区内建了一个独立的住宅区以供区域首领及其家属居住，该住宅区的东北部会建立一个市场。而多诺玛、库尼玛、宾杜古索这些离城市更远的村庄，因为距离问题而无法得到开发。直到1939年，博博-迪乌拉索只完成了很局部的建设。

据殖民媒体报道，科特迪瓦殖民政府在接管博博-迪乌拉索后，要求黑人区的居民参与到改善社区环境的行动中来：“一场城市规划竞赛（为了最美丽的外观，最干净和维护最好的房子，最美丽的内部庭院和最好的树木而进行）将博博-迪乌拉索所有居民聚集在一起，并让每个人都看到博博人为此做出的非凡的努力。贫民窟城市逐渐摆脱了蜿蜒的小巷和光线永远无法穿透的房屋，另一种住房景象开始出现：在种植着各种果树（芒果树、木瓜树、柠檬树、橙树）的宽阔庭院里，有一间敞亮的房屋。一种更健康、更卫生、更幸福的生活已经开始。 ”

事实上，真正的改造仅限于在迪乌拉索巴、法拉坎这些地区，城市的其余区域仍然保留其原有结构。因此，这一期间，博博-迪乌拉索的建设并没有解决大部分人口住宿问题和交通问题，其目的只是通过减少房屋拥挤，便利雨水排放来清理白人区附近被认为不健康的地区，当然，这些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建设白人区邻近地区的交通。

在瓦加杜古，1930年至1947年期间几乎没有受到殖民干预，甚至在上沃尔特殖民地被废除之前，经济危机就减缓了该地殖民干预的速度。直到1950年，该城市发展才有了显著的恢复。虽然这期间政府提出过种族隔离计划，但并没有得到持续贯彻。例如，瓦加杜古1931年爆发了一场黄热病，导致该地施行了两个月的种族隔离。

这场流行病也使当地政府开始思考黑人区在城市中的位置布局，当地卫生委员会委员提出“将所有土著居民从白人区中驱逐出去”，但与城市建设相关的的两个主要决策者持相反的意见——“卫生委员会想将整个土著城镇搬到距离感染黄热病的维迪城3公里外的地区。然而，委员会中唯二非行政人员的成员布鲁内尔和巴洛恩纳巴反对这一点。”

政府提出的计划得到殖民地医生的支持，在流行病发生期间，医生在政策上有着决定性的发言权，在疫情爆发后，负责重新思考非洲人区建设的是该市卫生部门的医务人员。他们建议将非洲人驱逐出原非建筑区，由于当时殖民医学知识有限，因此只能用这个解决办法。

布鲁内尔是一位大地主，也是市政委员会的积极成员，他的反应代表了欧洲商人的典型立场。一方面，他呼吁更明确地界定白人区和黑人区。另一方面，他反对把非洲人完全驱逐出非建筑区，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当地一些贸易的转移。

最后，身为该城市首领、莫罗·纳巴手下部长、天主教的忠实信仰者以及比尔巴洛格区领导人的巴洛恩纳巴为瓦加人以及受驱逐最严重社区的人们发声。他的建议得到了天主教传教会的支持，天主教传教会对殖民当局的提议怀有极大的敌意，因为驱逐非洲人有可能使在他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社区脱离他的权威。

反对的激烈程度、资金的缺乏以及1932年卫生部的消失证明了巴洛恩纳巴提议的合理性。克洛西奇亚总督于1939年拟订了《科特迪瓦经济和社会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每个区域按紧急次序列出所有领域的可以达成的成就。负责上科特迪瓦新区（1937-1940）的行政长官卢沃提议开发瓦加杜古。

非建筑区的建立遵循了殖民地医生的建议，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推荐的安全距离从尼日利亚总督卢加德勋爵的275米到本世纪初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创始人威廉·辛普森爵士的400米不等。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海法市的一个发展项目里甚至提出了3公里的距离，这表明这些医疗建议十分武断。

皮尔特拉的计划是一项城市发展规划，而不仅仅只是一项单纯的住宅区的计划，因为它对瓦加杜古将来的扩建作了预估。最早的为法属西非一些城市设计的整体性规划可追溯到1928年9月29日颁发的法令，在此法令中，公共领域的监管和公益性地役的观念出现在城市的发展和扩张计划中 。

私人住宅开始受到卫生、美学、公共安全要求的约束。城市建设是以实现白人区和黑人区之间更好的整体化协调为目标的，从而可以为非洲人区提供更为宽广的公共空间城市最好是建立在星形或扇形的基础上，在构成星形的主要道路两侧，以类似棋盘的格式将土著人的村庄恰如其分地分布。

公共道路的方向部分取决于风的方向。土著居民日常居住和活动的区域(学校、诊所、医院、运动场)可以建在偏远地区以及靠近土著人民村庄地方从卫生角度来看，在土著人街区，一个通风的广场简直就相当于整个城市肺部。在发展计划中，我们每个街区都将有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项目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主要城市建设会议所提倡的殖民主义和国际城市规划的一般原则在殖民行政部门的渗透。在1931年万森纳博览会中，殖民地城市规划大会总结了帝国各个地区的城市规划实践，并重点强调了卫生在殖民地城市空间规划中的决定性作用。

1931年殖民地城市规划大会的所有与会者都明确重申了住宅区分离的好处，只有荷兰及荷属印度群岛的代表，科恩•斯图尔特敢于对这种殖民城市空间的隔离规划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建构属于另一个时代。与此同时，国际现代建筑大会的理念于1928年提出，1933年在雅典正式形成，形成了雅典宪章，雅典宪章的核心思想是空间的功能划分系统化。

这使在此之后的城市规划出现了变化：1940年出现了连接城市功能单元的分级道路网络和各种公共场所。但1940年8月4日，由于另一个殖民地的政治问题，卢沃被另一个行政长官所代替，该行政长官以批评甚至拒绝这一城市规划的实行为乐。事实上，瓦加杜古战后的城市建设与这种卫生和殖民主义的城市概念相去甚远。

20世纪40年代，该城市的白人区在城市东西方向以赫斯林大道、市场大道、市场、武器广场为标志的主轴线上缩小。非洲人的密集居住带一般分布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有些也会出现在北部。在南部，非洲人的聚居地已经完全包围了欧洲商业中心周边的未建设区。在城市的东部和西南部，几个不那么密集、被田野隔开的莫西贵族街区围绕着莫罗·纳巴的宫殿分布。

总之，瓦加杜古是按照非洲城市空间的逻辑建立起来的。这段时期内唯一一次较有规模的城市建设当追溯到1944年，行政当局决定驱逐北部的街区居民从而可以让车站在该地自由延伸。城市北部的萳宁，达波雅，莫恩贝，尼邕森，比利班比利这五个社区存在于殖民入侵之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些地区主要吸引了退休的农民、商人、牧场主、护士、妓女、工匠、农民和在政府花园及河流沿岸工作的园丁。

1950年左右，这些地区共有5000名居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些社区已大大扩大，在医院和军营后面形成了一个连续的住宅群，两条河流成为了这个广阔地区的东西边界。1943年，科特迪瓦的地形测量部要求建立一个土著住宅区，以容纳城市北部地区的居民，以便开始车站的建设，于是，城市北部的医院和军营北部的整个地区都被清理干净，为车站腾出了空间。

行政官员也借此将当时仍然居住在医院的锥虫和麻风病人移出城市。就像1929年的博博-迪乌拉索的城市中心一样，这一措施导致了该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根据巫马若·道的说法，被驱逐者从他们原来的住宅区向北迁移了200米。

事实上，在开发之前，新住宅区已经有人居住，且在逃离途中有一些人在比尔巴洛格村停了下来，同时，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不想定居在一个整齐划一的住宅区，只有少数人搬进了指定的住宅区。但是直到1954年才有铁路线从瓦加杜古经过，瓦加杜古城内唯一一次大规模城市的搬迁使城市北部地区空置了十年。

从1930年到1947年，这两个城市的空间规划明显大相径庭。博博-迪乌拉索代表了殖民政府控制下的普遍的城市规划方式，城市空间的层次结构在城市景观的分化日益明显的过程中表现。地方殖民政府通过建立住宅区来控制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同时把各住宅区的生活秩序、社会基础留给地方首领管辖。

而在瓦加杜古，地方殖民政府放弃了对城市建构的控制。从那时起，瓦加杜古的城市建设不断吞噬前一阶段的种族隔离政策，甚至消除该市白人区的南部边界。1947年，随着上沃尔特区的重建，殖民主义对城市规划的干预又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