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都有方位词的区分，如东西汉、南北朝、南北宋等。这些方位词通常是根据都城的位置或者政权的范围来命名的，以便于区分和记忆。

但是，有一个朝代的方位词却让人感到困惑，那就是两晋。两晋分别是西晋和东晋，它们的都城分别是洛阳和建康（今南京），从地图上看，它们的位置更像是南北而不是东西。

那么，为什么两晋要称为西晋和东晋呢？这背后有什么历史原因和文化内涵呢？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两晋的方位词并不是当时的人自己给自己起的，而是后来的史学家为了区分不同的政权而加上的。

当时的人自称的都是晋，没有东西之分。那么，后来的史学家为什么要用东西来区分两晋呢？这和两晋的地理相对位置有关。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政权，一般都是建都在中原地区的，这是因为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农业和经济的中心地带，有着丰富的人口和资源，有利于统一和稳定。

而中原地区的核心，就是黄河流域，尤其是洛阳和长安两个城市，它们都曾经是多个朝代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因此，后来的史学家在划分历史朝代的时候，往往以洛阳和长安为参照点，来确定方位词。

例如，西汉的都城是长安，而东汉的都城是洛阳，洛阳在长安的东面，所以叫东汉。西周的都城是镐京（今西安），而东周的都城是洛邑（今洛阳），洛邑在镐京的东面，所以叫东周。

这些都是按照都城的相对位置来命名的。那么，两晋呢？西晋的都城是洛阳，而东晋的都城是建康，建康在洛阳的东南面，按照这个逻辑，应该叫南晋才对。但是，后来的史学家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东晋这个名字，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后来的史学家在划分两晋的时候，并不是以西晋的都城洛阳为参照点，而是以东晋的都城建康为参照点。

这是因为，东晋的建立，是在西晋灭亡之后，西晋的皇族和士族南渡长江，逃避了北方的战乱和民族冲突，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继承了晋的国号。

而这个新的政权，主要的统治区域，就是江东地区，也就是长江以东的地方。这个地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它不仅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情，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和文化的副中心，曾经孕育了吴国、东吴、东晋、南朝等多个朝代。

因此，后来的史学家在划分两晋的时候，就以江东为基准，把建都在江东的晋朝称为东晋，把建都在江东以西的晋朝称为西晋。这就是两晋的地理相对位置的原因。

除了地理相对位置的原因，两晋的方位词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地理区域概念的原因。

所谓地理区域概念，就是指人们对于不同的地理区域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划分，这种认识和划分往往受到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根据地图上的方位来确定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地理区域概念，如九州、十三行省、五大区等，这些概念都反映了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人们对于中国的版图和地域的认知和划分。而在两晋时期，最为流行的地理区域概念，就是四方和五区的概念。

四方的概念，是指中国的四个基本方向，即东、西、南、北。这个概念是从周朝开始形成的，它是根据周王室的都城和封建制度来划分的。

周王室的都城，一般都在中原地区，而周王室所封的诸侯国，一般都在周王室的四周，形成了东方诸侯、西方诸侯、南方诸侯、北方诸侯的格局。

这样，四方的概念就成了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地理区域概念，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地理方位，而且也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差异。

五区的概念，是指中国的五个主要区域，即中原、江南、关中、河朔、山南。这个概念是从汉朝开始形成的，它是根据中国的地理特征和行政区划来划分的。

中原，是指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带，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的正统政权的所在地。

江南，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和农业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的发达区域。

关中，是指陕西省的关中平原，是中国的军事和交通的要地，也是中国的多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

那么，四方和五区的概念，和两晋的方位词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后来的史学家在划分两晋的时候，不仅考虑了两晋的地理相对位置，而且也考虑了两晋的地理区域概念。

他们认为，西晋的都城洛阳，属于中原地区，而东晋的都城建康，属于江南地区。而中原和江南，在四方的概念中，都属于东方，因为它们都在黄河以东，而不是在黄河以西。

因此，他们就把两晋都称为东晋，而不是南晋。但是，这样就会造成混淆和重复，所以他们又在东晋的前面加上了西和东的区分，以表示两晋的先后顺序和地理差异。这就是两晋的地理区域概念的原因。

最后，我们要探讨的是两晋的方位词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正统与非正统的思维的原因。

所谓正统与非正统的思维，就是指人们对于不同的政权和朝代有着不同的认同和评价，这种认同和评价往往受到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根据政权和朝代的实力和成就来确定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正统与非正统的思维，如中央与地方的思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思维、儒家与非儒家的思维等，这些思维都反映了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人们对于中国的统一和多样的认知和判断。

而在两晋时期，最为流行的正统与非正统的思维，就是中原与江南的思维。

中原与江南的思维，是指人们对于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政权和朝代有着不同的认同和评价，这种认同和评价往往受到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地理和文化特征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根据政权和朝代的地理位置来确定的。

我们知道，中原地区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的正统政权的所在地，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有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它代表了中国的主流和正统。

而江南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和农业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的发达区域，它有着独特的地理和文化风情，也有着灵活的政治和经济方式，它代表了中国的边缘和非正统。

因此，人们对于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政权和朝代，往往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一般认为中原地区的政权和朝代是正统的，而江南地区的政权和朝代是非正统的，或者是次要的，或者是附庸的，或者是叛逆的。

那么，中原与江南的思维，和两晋的方位词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认为，西晋的都城洛阳，属于中原地区，而东晋的都城建康，属于江南地区。

而中原地区的政权和朝代，一般被认为是正统的，而江南地区的政权和朝代，一般被认为是非正统的。

因此，他们就把中原地区的西晋称为西晋，以表示它的正统性和优先性，而把江南地区的东晋称为东晋，以表示它的非正统性和次要性。这就是两晋的正统与非正统的思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