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这个话题，这几年非常热。但到底什么是传统文化，说法很多，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甚了了。当然，古诗文肯定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中央电视台所创意的“经典咏流传”节目，当属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范例。不过，文化绝不仅仅限于文学文艺之类。文学只是显学而已，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其承载的内涵才是文化的真谛。所以，不能过于浅显地理解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理解的难度，来源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从传统文化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可以不必像教授们那样咬文嚼字。我理解，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制度规则、风俗习惯等等，这些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所谓传统文化，也就是指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积累和传承下来的上述一切内容。

中国的这些传统，如果要精炼概括的话，我选择用孔子的一句话。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熹认为，"仁"就是人内心的完美道德境界，其实也无非天理，所以能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自然就达到了仁的境界。所以，天下当以礼为先。或者换句话说，礼是社会的规则，仁是社会的核心。差不多可以说，礼是形式，仁是内容。孔子一生为这句话在奔走和努力，这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他的信仰。

但是，形式和内容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会逐步异化的。有的时候重形式，有的时候重内容。重形式的时候，可能会发展到内容不重要了，形式就是内容；重内容的时候，可能会发展到形式不重要了，结果是旧的形式破了，新的形式又来了。这两个极端其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在亵渎传统文化，在玩传统文化这张牌而谋取别的什么目的。

中国古代特别是周朝以来很讲究礼，那个时候的社会运行是由“礼”来约束的，所有的规矩都可以归为“礼”的范畴。人的社会地位和衣食住行都有规则，不可逾越。至孔子时代，周天子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权威了，很多形式都不被重视了，僭越的事情越来越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因此他一生讲学授徒，都是为了“克己复礼”，即恢复周朝几百年的制度和规则。

尽管孔子认为已经“礼崩乐坏”，但实际上周王朝所崇尚的封建礼教以及它的思想观念和习俗规矩，经过不断整合，不少都延续了下来。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化的传承有的时候不是个人的选择，是社会环境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不会像西医手术那样可以精准切除，而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举个例子，例如妇女缠足，这是自五四运动之后便被新文化运动务必处之而后快的。但是缠足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当然是最无人性的一种，核心是对妇女缺少平等对待的人性思想，可即便不缠足了，对女性的不平等思想依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最严重的一次碰撞。“打到孔家店”，以及“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口号，是对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所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为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最大的冲击。但实际上，这个运动并没有真正打到所谓的儒学，即便是对后来人们认为是消极的、毒害人们心灵、禁锢人们思想的那一部分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清算掉。

这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缺陷，而是文化发展规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如上述对文化的定义所揭示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其核心是理念思想，文学艺术、规则习俗等等，都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运动对清除形式往往具有荡涤的效应，但是对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层面之精髓，则作用并不是很明显。通常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起到明显的作用。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还可能存在另外一个规律，那就是与人的年龄有关的现象。一般来说，年轻人对老一辈人所推崇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逆反。这是文化传承会碰到的一个自然障碍。无论什么文化，都可能在年轻人那里很快变成传统文化。但是，当人的年龄到一定程度，例如60岁以上，很有可能会对传统的东西又有了兴趣。例如我们看到现在的老年大学，学习传统文化课程的积极性远高于去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人上了年纪，便很自然向传统去寻求心灵上的慰藉，甚至开始复古。例如老年人更容易对那些传统的饮食文化感兴趣，每个节气都会按照传统的食谱来安排。

文化与年龄的关系是否具有规律性的相关，那需要论证，但是简单想来，或者观察周边，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由此我们常常会听到老一辈人在感叹，现在道德滑坡甚至沦丧了，这一现象甚至是每一代老年人的共同感叹。而被视为道德滑坡的年轻当事人中，却很少发出这种感叹。实际上，社会上并不缺少懂得传统文化的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起来。只是每一代人都会为传统文化赋予一些新的内容。

只要不是对文化有意的颠覆和摧残，文化的传承便是一个赓续不断的过程。每一代人都会根据时代的特点消磨掉过去的一些文化内容，但又会附加上一些新的内容。完全抛弃和颠覆的情况，若不是有意为之，一般不会发生。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种冲击，当时的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就发起了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抨击和清算。其猛烈程度人所共知。但此后的民国，依然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正是这个时候，一批留洋海外的知识分子反倒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更加产生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那个最艰苦的日子里，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甲骨文的研究和河南安阳殷墟的发现取得突破，震惊世界。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最为彻底的，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不是靠文化的较量，而是靠高压的政治运动。应该说，传统文化外在形式的东西几乎都被摧毁了。例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清算。他的留在大陆的学生、朋友、故旧甚至儿子都以努力切割的态度，对其开展了口诛笔伐，据说仅当时出版的有关批判文集就不下300万字。但连毛主席都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传统文化底蕴的显现，往往是在不经意之间。底蕴是熏陶出来的，熏陶包括学习，也包括实践，更包括周围人与事的影响。经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与仅仅阅读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作品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实话说，目前年龄在80岁以下的人，基本上都没有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可能有些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典籍读得多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非常丰富，但由于缺少环境的熏陶，因此很难表现出传统文化那种风骨和韵味。倒是一些民间的人士，由于有家庭的传承和环境的熏陶，其传统文化的底蕴更加深厚。

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命题非常大。尽管穿汉服、唱古戏、填诗词也可以算得上是为弘扬传统文化做了一点贡献，但实际上还都只是皮毛。弘扬传统文化，不能以东施效颦的方式来进行。应该特别理解文化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要传承的是文化的精髓，而不单单是形式。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些大学生身着汉服听他们的校长之乎者也一番，这其实都是形式。之乎者也所传递的信息，可能用白话文来说，更加清晰准确，也便于记忆理解，而很多年轻人压根没有理解之乎者也的含义，只是为之一乐。

1931年12月3日，清华大学迎来了她的第10任校长，这位校长在就职典礼上，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他就是后来执掌清华17年，被誉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他手中掌管巨额的庚子赔款基金，去世后人们打开他一直放在病床边的一个箱子，里边是清清楚楚的庚子赔款基金用来办清华大学的账目，数目巨大，支出繁复，笔笔明晰。而他作为一代儒林盟主，两袖清风，生活拮据。这样的精神是中国传统的士子文化的体现，虽没有什么之乎者也，却让后人敬仰。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人的精神境界上去理解传统文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