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见宫博恭亲王是日本二战时期的一名皇室成员,于1875年10月16日出生,原本的名字叫做爱贤。
他虽然是长子,但由于他出身的时候,父亲贞爱亲王方才十七岁而已,而且他的母亲河野千代子并不是正妃,贞爱亲王的正妃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九女德川经子。
也就是说,博恭亲王本质上只是一个庶子,故而其出生时并未被授予皇室成员的身份。

当时日本贵族社会还是十分尊崇嫡系顺序的传统,再加上受到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西方社会的影响,博恭亲王最开始并没有被视为是贞爱亲王的继承候选人。
而且,他的父亲贞爱亲王之所以能够继承伏见宫家族,也是直接越过了好几位庶出的兄长的。
故而,按照当时日本的规定,博恭亲王是基本没有希望继承伏见宫家族的。
公元1876年,华顶宫的博经亲王去世,年仅二十六岁,其儿子博厚亲王继承后,也于公元1883年去世草草去世,年仅8岁。
这导致华顶宫已经没有继承人可用了。
这时,明治天皇特别指定,要让华顶宫家族继续存在下去。
故而,原本前途未卜的博恭亲王便被任命去出继承华顶宫,成为华顶宫博恭王,同时也正式将自己的名字由爱贤改为博恭。

在继承华顶亲王王位三年后的1886年4月5日,博恭亲王进入海军士官学校预科学校学习,开始了他的海军军官生涯。
三年后,他从海军学院退学,前往德国,在基尔海军学院和基尔海军学院学习,并一直待到1895年。
在此期间,1891年4月,他遇见了德皇威廉二世,当时德皇正在基尔海军基地参加一艘军舰下水仪式。
1893年3月30日,他被任命为海军少尉候补生。
1894年4月20日,他被任命为少尉。从德国海军学院毕业后,博恭亲王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
回到日本后,博恭亲王在巡洋舰和战列舰上的舰队中服役,这导致他采取了一种与皇室相去甚远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回国后,他担任海防舰严岛号、松岛号海军少尉,1897年任战列舰富士号海军尉。
随后,他担任装甲巡洋舰浅间号和出云号以及战列舰朝日号的海军上校。
1906年,博恭王被改为了少校,并在战列舰三笠号上服役。
1903年,他任海军中尉,身为战列舰三笠号的第三小队队长,主要负责管理后炮塔。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博恭亲王仍保留原职务,与总司令东乡平八郎、大尉井一彦次郎、枪炮长加藤宽二同乘一艘舰参战。
显然,日本海军已将博恭亲王置于海上前线的顶级位置。
次年,即1904年,随着父亲贞爱亲王的第二子邦芳亲王因“身患不治之症”,不能去继承伏见宫家族,故而很快就被废黜。
博恭亲王这边也得以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宫号从华顶宫改为了伏见宫,正式以违背传统的庶长子身份,成为伏见宫家族的继承人。
而华顶宫则由年仅两岁的博忠亲王去继承。
接着,博恭亲王继续在海军中发展事业,并在日俄战争的黄海海战中,担任旗舰三笠号的第三班长,指挥后方的30厘米炮塔,并在战斗中受伤。
回国后,他在巡洋舰新高号上服役,并在横滨举行的日俄战争胜利凯旋检阅仪式上会见了明治天皇,并被授予菊花大绶带勋章。后来,他担任海岸防御舰冲岛号和巡洋舰浪速号上的少校。
随着日俄战争旅顺口失守,日本在满洲陆战中取得胜利后,大韩帝国皇帝作为特使遣送新书,祝贺日本胜利。

明治天皇则选派博恭亲王为回国使者,出使大韩帝国。
1906年,博恭亲王成为海军少佐,并任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武官。
同年,明治天皇拜谒清朝时,博恭亲王也受命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会面。
1908年5月,博恭亲王在英国白金汉宫会见了爱德华七世国王和当时的乔治五世王子。同年7月,他获得特别许可,以船长的客人身份登上战列舰阿伽门农号,观察皇家海军在北海的演习。
在此期间,他还在旗舰无畏号上与总司令布里奇曼中将进行了互动。
在英国期间,他还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布里奇上将、道格拉斯上将和西摩上将有过接触,并参观了阿姆斯特朗和维克斯公司。
1910年爱德华七世去世后,博恭亲王代表日本天皇前往英国参加葬礼,并于5月25日会见了新国王乔治五世。
1913年8月31日,晋升为海军少将,兼任横须贺海军区舰队司令官。
博恭亲王还曾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第二舰队司令官。
1915年,当时16岁的皇太子裕仁(后来的昭和天皇)访问北陆地方时,登上了由博恭亲王担任司令官的生驹号和鞍马号,观摩了舰队训练。
博恭亲王与裕仁亲王的关系一直很亲密,裕仁亲王认为博恭亲王应该与明治天皇和大正天皇一样受到尊敬,甚至比他还要尊敬。
1923年,在父亲贞爱亲王去世之后,他得以正式继承了伏见宫的皇位。
1927年,在联合舰队基本演习期间发生美保关事变,多艘舰艇相撞。
其中,一艘叫作“神通号”的巡洋舰舰舰首脱落,受损严重。而一艘叫作“蕨号”的驱逐舰则直接沉没了。
“神通号”舰长水木启二自觉负有责任,选择自杀赎罪。
博恭亲王为水木自杀而深受感动,前往水光社祭拜水木之灵,令其遗属深受感动。
1930年,裕仁亲王与其上司东乡平八郎、同僚加藤宽二组成所谓的舰队派,反对《伦敦海军条约》。
然而,当裕仁亲王在条约签署后觐见昭和天皇并试图与其谈论海军条约时,天皇并未回应。
在得知天皇的意图后,裕仁亲王改变了立场,支持批准该条约。

1931年年底,皇室成员闲院宫载仁亲王被任命为参谋长。
但出于海军平衡的需要, 1932年2月2日,博恭亲王被任命为海军参谋长,这是海军司令部的最高军衔。
同年5月27日,他被任命为元帅,并被授予元帅称号。
1933年10月,根据海军第5号军令,海军总参谋部去掉“海军”字头,改名为“军事总参谋部”,海军总参谋部主任改为“海军总参谋部主任”。
这里对应陆军的“参谋本部”和“总参谋长”。
1934年,海军最年长的军官东乡平八郎去世,博恭亲王成为日本海军唯一的海军上将。
在博恭亲王担任海军参谋本部长兼海军参谋长期间,海军参谋本部开始采取强化权威的行动,博恭亲王本人(与陆军不同,海军部传统上在海军中占主导地位)指示高桥三吉、岛田重太郎等海军参谋本部次长修改海军参谋本部条例和省际规章,以强化海军参谋本部权威,并表示“这只能在我任期内才能做到,请您务必执行”。
同时,还推行一些有利于舰队派的政策。
海军参谋本无权决定海军人事的博恭亲王利用其皇室成员和海军元老的权威,向海军大臣大隅施加压力,加大对人事决策的干预,最终让舰队派保留原职,并将条约派驱逐出海军。
所谓舰队派和条约派是日本当时海军内部的两大主要派系,
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对各国海军舰艇的吨位进行了较大的限制)签订后,认为缔结条约不可避免的条约派(海军省)与反对的舰队派(海军总参谋部)之间产生了矛盾,并发展为干涉最高指挥权的问题。

经过博恭亲王这么一番操作后,舰队派在日本海军内部取得了胜利,成功将军队规模的决定权由海军部转移到海军总参谋部,大大加强了海军总参谋部的权威,成功地从体制和人员两个方面弱化了海军部的职能,使海军总参谋部的职权与海军部相当甚至超过海军部。
1936年2月26日,日本爆发了著名的二二六政变,受天皇派影响的年轻军官率领1,483 名士官和士兵发动叛乱,袭击政府要员,占领永田町和霞关等地区。
在短短三天时间过后,年轻军官便命令士官返回部队,大多数士兵投降,只有少数人自杀,政变就此结束。
在政变当天的早上,博恭亲王在进入皇宫前与加藤宽治、正木甚三郎进行了讨论。
此时,同情叛乱者的博恭亲王触怒了昭和天皇,此后他致力于镇压叛乱。
据悉,海军在二二六事变发生前就已经察觉到了其征兆。
事变发生后,昭和天皇立即询问到访皇宫的博恭亲王:“年轻的海军军官是否愿意加入他的行列?”
博恭亲王对此澄清说:“海军不会加入叛乱!”
文件还透露,博恭亲王从天皇那里获得了海军大令,作为海军首脑,他从事变一开始就作为天皇方面镇压事变的重要战斗力量而活跃。
随后,海军派遣舰队 和海军陆战队包围叛军,以镇压叛乱。
下午二点半召开的皇室会议上,事先与高松亲王、六合亲王商议此事的博恭亲王以皇室长子和皇室成员的身份主持会议,决定了迅速镇压叛乱势力的方针,并传达给戒严指挥本部。
他还建议秩父亲王和高松亲王协助天皇。秩父亲王与高松亲王也低头致意。
博恭亲王从一开始就反对日德意三国同盟,同样反对的昭和天皇为了阻止该条约的签订,与博恭亲王商议,并推荐米内光政为总理大臣。
据说,起初博恭亲王当时坚决反对与美国开战。
但日后,随着国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施行大纲》,提出对美、英、荷三国的战争准备工作将于 10 月底完成。
博恭亲王也逐渐转为支持日德意三国同盟。
不久后,博恭亲王前去皇宫面见昭和天皇,称:“如果我们不与美国开战,军队就会叛乱”,并且还“称人民想要战争!”

1941年4月9日,即对美战争爆发前8个月,博恭亲王因病辞去海军参谋长职务。
博恭亲王虽然已经退位,但他在海军内部却依然大权在握,甚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大臣、首长级别的人事任命都要经过他的批准,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定。
1944年年底,博恭亲王患上了脑溢血和心脏病,在热海别墅休养一段时间。
博恭亲王的四个儿子都进入海军学校学习,但长子和次子都在战争中因病去世,而四子则在西里伯斯岛南部的骨湾上空被击落身亡。
唯有三子活了下来。他与闲院亲王的第五个女儿花子结婚,战后移居美国。
二战日本战败后,博恭亲王立即带病前往东京。有一段时间,他住在伏见宫宅邸附近的福田屋旅馆,但旅馆在战争中被毁。
随后,他购买了目黑三条公爵的宅邸并搬到了那里。
他的所有重要文件和日记都在战败前后被焚毁,因此没有被美军没收。
1946年8月16日上午9点38分,博恭亲王在伏见宫的宅邸中逝世。
去世当天,昭和天皇也前来吊唁。
博恭亲王有着一流海军将领的气质,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气势十足”。
他在海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他愿意采取主动,站在第一线,总是鼓励他的下属,分享好时光和坏时光,而且他作为一名熟练的水手,能够毫不费力地驾驶他的船穿越关门海峡等艰难的海域。
他品德高尚,具有军人的才能和纪律,在海军军官中广受尊敬。
博恭亲王在海军中大肆提倡大船大炮,并一手导致了海军舰队派的兴起。
对此,同时代的日本海军上将井上茂义曾对此批评,称这是“用明治时代的心态去打昭和时代的战争”。
同时在二战战败后,博恭亲王也经常受到批评,认为是其一手将支持条约派的人,驱逐出海军,是导致日美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