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两人原本性情相投，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但王安石，是个与变法同在的男人，和从小就知道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到后期却因为政治观念不同，经常闹不和。

司马光说王安石“不晓事，又执拗耳”，还给王安石取了个外号叫“拗相公”，而王安石则评价司马光“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北宋朝堂上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新党”和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旧党”展开内斗。

王安石被罢官之后，司马光成了宰相，废除了王安石所有的改革法，并且还准备将王安石变法时打下的两千多里疆域，拱手让给西夏。

后来因为司马光的决定，导致宋朝被西夏吊打，司马光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宋朝的掘墓人”。司马光为何要归还这好不容易打下来的疆域，难道仅仅是因为政见不合吗？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俗话说“掌握知识，并不一定掌握真理”，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君子，但在宋朝腹背受敌的时候，君子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君子和而不同，从政治上来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水火不容的政敌，但他们的党争，光明正大，从未有半点苟且。

两人立场不同，自然思想也不同，司马光和王安石说不上来有什么恩怨情仇，无非是政治理念南辕北辙罢了。

庙堂之高，难分伯仲，当局者，没有上帝视角，不知未来如何，他们都在极力的为这个国家的兴盛而努力。

王安石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而司马光则在王安石命悬一线时，替他求情，称王安石“有君子之风，胸怀坦荡，忠心耿耿”。

尽管两人从未有过私怨，但政治不合，却足以撼动国之根本。

千百年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无数人的反对，王安石也不例外，只不过他的政敌，恰好是保守派司马光。

北宋时期，西夏、辽国、吐蕃三面环敌，但奈何宋朝武力，一向不太强盛，总是受人威胁。

西夏原本是拓跋李氏的一支部落，在宋太宗时期突然崛起，成了宋朝的心腹大患。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为了扩大疆域，持续对宋朝发动战争，宋军损失惨重，一退再退，只能依靠西军镇守边关，和西夏对峙。

在宋朝历史上，曾有一次开疆行动，也就是“熙河开边”，这一历史性的举措，就是在王安石变法之时，在他的指挥下，由王韶具体实施的。

宋朝官员大都无为而治，有抱负，有理想也就青史留名的这些人，王安石就是这些人中最特别的那一个。

后世对王安石的印象，大多都是简朴、不慕名利、才华横溢，个人作风良好，且从不纳妾以及不爱干净。

当然，不爱干净这一点，很有可能是被人抹黑的。

王安石从小就有一颗济世报国的心，人们夸他少年天才，过目不忘，年轻有为，任地方官时，声名远播，朝廷便想让他来中央做官。

但是，王安石拒绝了，他给出了一个让人咋舌的理由。

他说因为他太穷了，东京城中物价太贵，活不起。要知道，当时的皇帝可是宋仁宗，那个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让家家户户都可以夜不闭户的宋仁宗。

王安石真的太哭穷吗？不完全是，他的确很穷，但他更多的是在为宋仁宗传达一个思想，那就是国家政策存在漏洞。

放眼望去，在北宋死气沉沉的朝堂之上，竟然只有王安石一个居安思危，意识到了太平日子底下存在的危机。

之后朝廷几次三番的邀请王安石，王安石这才应朝廷所请，前往中央。

来到了天子脚下，王安石真真切切的看到了民间百态，想要变法的心越发强烈。

于是，王安石便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上万字的奏折，递到了宋仁宗面前，但当时宋仁宗已经到了晚年，对于王安石的意见，选择了视而不见。

王安石一气之下撂挑子不干了，申请外放，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一转眼，到了宋神宗年间，宋神宗年轻气盛，抱着雄心壮志登上了皇位。

看着大宋朝这半死不活，强敌环伺的处境，宋神宗决定做出改变。但他年纪轻轻，缺少经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有人向他举荐了王安石。

宋神宗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立马将王安石请回了东京，王安石的春天，再一次迎来了花开。

纵被春风吹作雪，决胜南陌辗成尘

宋朝从开国以来，一直存在着“三冗问题”，即“冗兵、冗费、冗官”，宋朝崇尚以文治武，以文治国的方针，导致三冗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颗毒瘤导致宋朝的武官一直被压制，疆域频频受人侵扰，但却得不到最根本的解决，一有战事，宋朝的官员第一想法就是和谈，而不是以牙还牙。

因为三冗问题，导致国库没钱，军队羸弱，所以自然而然，国力也跟着下降，宋神宗的抱负，就是要一雪前耻，为老祖宗洗刷耻辱。

所以对于一直侵扰大宋的西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决定用武力来解决，因此也就有了“熙河开边”这一举措。

宋朝一直长期坚持募兵制，导致军队之中都是滥竽充数的人，这些人贪生怕死，战斗力低下，因此宋朝的战斗力一直不行。

对于冗兵的问题，王安石提出，裁军，练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就是著名的“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

熙宁元年，王韶响应王安石的号召，向宋神宗献上《平戎策》，“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

欲取西夏，先复河湟。王韶所说的河湟，是今天甘肃临洮临夏等地区，收复河湟，就能够深入西夏腹地，瓦解西夏的势力。

王安石和宋神宗对《平戎策》大加赞扬，于同年开展计划。

这一计划在当时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认为这一计划太过耸人听闻，于是联合朝臣反对“熙河开边”。

尽管保守派一直在反对，但好在宋神宗坚持，北宋虽然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最终还是收回了自安史之乱后，丢失的两千多里疆域。

熙河开边十分烧钱，后世的史学家认为，它也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一个关键性条件，但在当时来看，这一举措的确起到了作用。

王安石和王韶想要通过收复河湟来灭亡西夏，奈何当时河湟的经济太过薄弱，不能给宋朝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即便如此，宋朝还是扬眉吐气了一把，西夏腹背受敌，一度在灭亡的边缘徘徊。

但这种情况，却在王安石下台之后，发生了扭转。

司马光拜相，将王安石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给否了，司马光认为维护河湟的成本太高，不利于宋朝发展，于是便废除了熙河开边。

西夏人正愁看不到希望，司马光这么做，正中下怀。

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熙河开边，北宋拿回丢失的领地难道不好吗？保守派一直坚持的，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理想?

保守派在当时势力强大，其成员包括苏轼、苏辙、欧阳修、韩琦等人。他们认为新法不利于国家发展，于是在朝中不留余力的攻击王安石。

熙宁七年，宋神宗顶不住压力，罢黜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算是走到了终点，虽然一年后王安石再度拜相，但没几天，又主动辞职，归隐山林。

王安石罢相之后，宋神宗也在不久后去世了，宋神宗去世之后，宋哲宗登基，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拜相。

新法如风散去，赵家王朝危矣

风水轮流转，司马光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便开始废除新法。其实新法中，不乏有一些为国为民的新政策，但司马光不论好坏，一律罢黜。

司马光在废除新政的同时，还准备和西夏和谈。

保守派官员韩维认为“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于是司马光便采纳了“尽以向者王师所得土地还赐夏国”的意见。

宋朝烧钱无数得来的两千里疆域，司马光竟然如此爽快的要还给西夏，他的观点遭到了新党的强烈反对，而司马光即便是在抱病卧床休息的时候，还在上奏折，请求弃地。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司马光觉得“熙河开边”太过烧钱，不利于宋朝士大夫的“民生”。

王安石罢相之后，后续的战略部署也跟不上，而且朝廷内部一直在开展党争。

王安石变法以来，宋朝的国库有了很大的增收，军队的战斗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宋朝积弊已久，问题早在开国之前就一直存在。

旧党反对的根源在于，王安石变法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

在我国古代，社会阶级划分严重，社会上士人和官吏统称为士大夫，加之宋朝重文轻武，文人的地位会更高一些，所以宋朝时，往往都是士大夫名利双收，而朝廷国库空空。

王安石的变法在于强国利民，但曾在宋神宗时期，文彦博曾对宋神宗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也”。

对于上层阶级来说，百姓就如同猪狗，是他们荣华富贵的铺路石，朝廷每年的赋税，有一大半流入了士大夫的口袋，可一旦变法，这些钱将不再属于他们。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不能继续，司马光作为其中代表，开始和王安石在朝堂上斗法，他主张“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高枕”。

他的主张，引来了新党的不满，当时时任中左相的蔡确、右相韩缜等人坚决反对司马光。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原本也是旧党，但后来外放多年，了解了变法对百姓的好处，所以上书反对旧党，却再一次遭到驱逐。

当时朝中大多数大臣认为弃地，就是宋朝在自取其辱，文人们不上阵打仗，光靠一张嘴夸夸其谈，治理天下，而不听取武将的意见，这样下去迟早会埋下祸端。

对于旧党而言，熙河开边是不是收复两千里疆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熙河开边是新党最为闪耀的政绩之一，能为国家开疆拓土两千多里，是多么大的功绩。

而这个功绩，偏偏是自己的政敌搞出来的。

不光如此，熙河开边原本的计划，直到王安石罢相都没有实现。

在王安石的计划中，通过熙河开边，拿下河湟，然后在河湟发展经济，整顿兵马，最后拿下西夏。

可变法搞到最后，却发现，朝廷拿下了河湟，却没有拿下西夏。

到了后期，朝廷发现，河湟地区太穷了，想要发展经济，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这无异于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而且西夏地理状况特殊，宋朝的武力一向羸弱，根本搞不定。

王安石罢相之后，朝中的新党势力依然庞大，司马光刚上任时，身边虽然只有一个尚书左丞。

但他却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所以才敢坚持废除新法，归还熙河六州。

结合这几点来说，大致就是司马光极力想要弃地的原因了，不久之后，新党的很多官员都在弹劾中下台，旧党重新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

这时候，司马光已经派人在和西夏进行和谈，商量还地事宜，但旧党内部，却在此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苏辙等人不同意将整个熙河六州都放弃，而且弃地也是有条件的，需要西夏用俘虏来还。

但司马光却主张将整个熙河地区都放弃，还说出那句“千古名句”：窃人之财，既为所执，犹不与之可乎。

意思就是说，宋朝窃取了西夏的地盘，这样做不地道，气的新党成员安焘，当即对司马光破口大骂。

因为新党的极力反对，熙河六州的事情一直悬而未决，后来没多久，司马光和西夏国主几乎同时去世，宋朝重启条件，和西夏和谈。

司马光去世三年之后，弃地方案才开始正式执行，而这一次，宋朝的新党几乎全部被赶出朝堂，旧党执政，宋朝的江山迎来了新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