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而战:法塔赫简史

芝兰学摄 2025-01-26 09:40:39

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白宫的草坪上,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意气风发。在他身旁两侧分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和“法塔赫”组织创始人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三人一起走上讲台,在全世界人们的注视下握手言和,那一刻,和解距离巴以双方是如此的近,数十年的血腥冲突造就的无尽复仇螺旋眼看着即将走向终结,和平曙光降临在那片土地上。但1993年11月4日拉宾的遇刺身亡让双方和解的愿景支离破碎,而十年后抱憾离世的阿拉法特又令这块土地的和平遥遥无期。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以及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地区和黎巴嫩北部报复行动让血与土的复仇螺旋继续回旋上升,并随着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冲突和大国角力而逐渐泛化、蔓延,从地区冲突变成搅动世界局势的又一重要因素。   

巴以冲突是当今相当一部分地缘政治问题的开端,但巴以冲突的长期化和复杂性,不仅因为巴勒斯坦-以色列与阿拉伯-以色列之间民族、宗教与领土等矛盾,更是由于巴勒斯坦内部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势力,具体地说是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某种程度上,“法哈”之间的对抗和二者与以色列的对抗,使得巴以冲突变成事关两大民族和三股势力的“三国演义”。

法塔赫,这个致力于巴勒斯坦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组织,自亚西尔·阿拉法特及一批巴勒斯坦青年于1956年在埃及筹建、1959年在科威特正式创建之后便始终处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对抗的最前线,至今仍居于巴以问题的核心。可以说,巴勒斯坦-以色列对抗与冲突是法塔赫孕育与发展的背景板,而地区的和平进程是法塔赫壮大成熟的催化剂。65年来,法塔赫几经转变,行事作风由激进到妥协,方式手段从暴力恐怖变为平和协商,自身在公众的形象也一变再变——自由斗士、抗以先锋、恐怖组织、独立功臣、“汪精卫”式的投降派……过往巴勒斯坦青年的热血在历史压迫性的浩瀚感中凝作一个个静滞的时间结点,失去了空间边际与细节轮廓,令法塔赫的身形难以捉摸,而与法塔赫联系密切的巴以问题似乎亦迷雾笼罩,难觅化解途径。   

故而,对于法塔赫历史的梳理与追溯对现今处于战乱动荡状态下的西亚巴勒斯坦地区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是记忆与遗忘的角力,无论是法塔赫,还是与之紧密相关的巴以问题,只有越过视线的阻碍,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显而易见的稳定联系,才可发掘出解决巴以间冲突与矛盾的症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才能重新燃起和平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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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诞生法塔赫的,不仅是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间各方面矛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积累、演变的必然结果,亦是自近代以降国际局势和帝国势力此消彼长、相互争夺的最终产物。所以,如要理解法塔赫的产生,则需要回到那片橄榄树成群、“流着奶与蜜”的巴勒斯坦地区。

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其领土土范围囊括如今的约旦、加沙、以色列和约旦河的西岸地区。最早定居于此的是公元前三千至四千年左右的迦南人,他们是自阿拉伯半岛迁移而来的半游牧部落。大约公元前1300年,腓力斯人从克里特岛和爱琴海沿岸地区进入迦南地区,并将迦南称为腓力斯丁(Palestine),意为“腓力斯人之地”,而埃及第十二王朝和亚述人分别以Peleset和Palashtu/Pilistu称之,并在希腊化后以希腊语的形式继续沿用,最终在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以“帕拉伊斯提那”(Palaistine)的形式存在以用来指代腓尼基和埃及之间的地区,拉丁化后便成为如今的Palestine,即“巴勒斯坦”。罗马帝国政府后曾短暂地以“犹太”行省(Judea)命名,而在哈德良镇压巴尔·科赫巴起义后将叙利亚省和犹太省合并,该地便改称“叙利亚-帕勒斯提娜”行省(Syria-Palaestina )。现今巴勒斯坦普遍以Palestine形式称呼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鄂图曼改革后的耶路撒冷特别行政区时期(the Mutasarrifate of Jerusalem),在此之后该词在阿拉伯语和早期现代英语中频繁被使用,并在英国托管时期成为正式的官方地名“巴勒斯坦托管地”(Mandatory Palestine),而巴勒斯坦人在20世纪初的民族觉醒运动中也选择将“巴勒斯坦”一词作为自己的国族身份认同,并最终以此为国名,由此实现了“巴勒斯坦”一词从地理名词到国家名称的转变。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苏伊士运河东侧,北邻黎巴嫩、东靠叙利亚、约旦,西南部同埃及西奈半岛接壤,南临亚喀巴湾,西濒地中海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界之地,其轮廓犹如一把插在新月沃地的匕首,故而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决定这里自古便是众多民族与部落交流、融合、冲突、分化。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绵长的发展历史,巴勒斯坦地区自古便是犹太人、阿拉伯人以及历史上其他民族混居的区域,又因该地居于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等古今大国势力扩张和攻伐的范围,故而历来便是各方角逐的战略要地。如此种种也为巴勒斯坦地区复杂的民族、领土和宗教问题,尤其是现今的阿犹矛盾创造了潜在条件。   

从历史溯源上,犹太人是继胡里特人和迦南人之后来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从阿拉伯半岛离开后,最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定居,即如今伊拉克的纳西里耶。后因环境恶化和外敌入侵,犹太人部落在公元前1950年前后在部落首领亚伯拉罕带领下迁徙至迦南地区定居,迦南人称之为“希伯来人”,意为“从河那边来的人”。大约三百多年后,因迦南地区旱灾严重饥荒横行,亚伯拉罕首领的孙子雅各率领犹太人,或者说希伯来人,进入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定居,此时埃及正处在希克索斯王朝时期。希伯来各部在埃及居住了大约四百年左右,后在埃及第十九王朝时期,因难以忍受拉美西斯二世奴役而于公元前1450年前后在首领摩西的带领下陆续迁回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希伯来人分别在巴勒斯坦南北两方建立“犹太”和“以色列”两大部落联盟,后来为了抵御腓力斯人入侵,南北两大联盟于公元前1050年合并为以色列联合王国,扫罗王为第一位领袖。公元前1017年扫罗王在对腓力斯人的作战中身亡,大卫继承王位,统一希伯来各部落,并从迦南人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并作为王国首都进行扩建和加固,耶路撒冷逐渐成为犹太崇拜的圣地,并在后来被犹太人称为“大卫城”或“锡安山”。公元前960年所罗门王建立耶路撒冷圣殿后,耶路撒冷便真正成为犹太教的核心和圣城。但公元前931年,由于南北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以色列联合王国最终分裂成以色列和犹太两个王国,前者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消灭,后者在向亚述帝国称臣纳贡、苟延残喘200余年后于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帝国灭亡,其国王与民众被押往巴比伦囚禁,这便是“巴比伦之囚”,直到公元前538年古波斯帝国征服巴比伦帝国后,居鲁士大帝才允许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但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在此之后又先后被波斯、埃及、希腊、马其顿和罗马奴役。公元前66至73年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中,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夷平,第二圣殿亦被摧毁,而在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大起义失败后,犹太人便从此进入大流散的时代,耶路撒冷以及巴勒斯坦地区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极少的犹太人存在,其主体民族属性已然丢失。到阿拉伯帝国时期,在巴勒斯坦地区生活的犹太人不足50人,即便到19世纪初,犹太人也只有三千多人。   

而比起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曲折坎坷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时间则较犹太人短得多。公元637年,阿拉伯帝国从东罗马帝国手中接管巴勒斯坦地区后,阿拉伯人便作为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逐渐同化当地土著,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6世纪奥斯曼帝国吞并巴勒斯坦,将之作为一个行省成为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一部分,但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民族的主体属性却依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根据杨辉《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的记载,在19世纪中叶巴勒斯坦地区50万人口中八成以上是阿拉伯穆斯林,一成是阿拉伯基督徒,犹太人只占了5-7%。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巴勒斯坦因为其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民族混杂、部落林立,因此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既包括阿拉伯人也涵纳犹太人,具体来说,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犹太人。故而,即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迦南和腓力斯人时期,而其阿拉伯人的性质亦可以溯源至奈伯特国和罗马帝国时代的第三巴勒斯坦,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构成现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的,其直接的祖源便是阿拉伯帝国,甚至完全可以说,阿拉伯帝国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和改造,是该地区的一次非常彻底的历史性巨变。

虽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在数量上差距悬殊,不过总体上相处较为和平,尽管双方信仰不同,但二者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当时间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的阿以两个民族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产生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澎湃发展。

犹太复国主义,亦称锡安主义,其内容核心便是让流散全球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并独立建国。这种用民族主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虽然在19世纪末才正式作为有组织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而存在,但事实上,其产生的基础——弥赛亚思想和反犹主义,最早却可以追溯千年以前。

弥赛亚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犹太大流散事件,而在犹太人历史上的三次大流散过程中,犹太民族逐渐产生了“犹太弥赛亚思想”。弥赛亚思想充分体现了犹太民族在缺乏自我拯救能力时,只能向内寻求解脱力量的缩影。而在后来的演变中,弥赛亚思想逐渐在犹太宗教信仰建构中成为中心,承载其独立解放和重建故国的美好愿景。虽然这一思想在大流散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犹太民族近乎乌托邦式的臆想,但当时间走到民族主义浪潮席卷的特定时间点上时,弥赛亚思想的信仰力量无疑是推动犹太复国运动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这验证了厄内斯特·盖尔纳在其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的观点,即民族主义充分利用、改造甚至复活那些原先便业已存在的文化或文化遗产,来为现实需要给予精神和理论上的支持。总之,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   

而除了弥赛亚思想外,另一个刺激犹太复国主义迅速发展的因素便是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既老又新,其作为一种运动和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巴勒斯坦地区被各大帝国征服的时代。但当时间来到近代,反犹便在旧有矛盾基础上上升到了思潮和理论的层面,反犹主义指导下欧洲发生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官方排犹反犹事件。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沙皇政府以此为借口掀起排犹狂潮:屠杀、财产掠夺和驱逐,而排犹狂潮又从俄国蔓延到东欧大部分国家: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这一狂潮中,上百万犹太人失去生命,将近三百万犹太人被迫逃离东欧,这使东欧犹太人的文化融合幻想彻底破灭。而1894年法国德雷福斯案则彻底宣告了犹太人被作为劣等民族区别对待的事实并没有因为法国大革命的解放而改变。   

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犹太精英开始了思想上的转变。列奥·平克斯便是这一思想转变和形成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关键人物,其著作《自我觉放》阐述了犹太民族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犹太复国主义也正是在其理论上形成。而平克斯的观点推动了“热爱圣山运动”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掀起了第一次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狂潮。1882年,沙俄有2万多名犹太人迁往国外,开始了第一次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浪潮。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在1892年到1914年间发生的两次移民高潮中有6.6万名犹太入迁移到巴勒斯坦。   

而在德雷福斯案后匈牙利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一改早期主张的对犹太人的社会同化政策和犹太人文化融合观点,指出反犹太主义运动根深蒂固且极具危险性的事实。1896年赫茨尔发表《犹太国》一书,书中提出了明确的复国主张和理论纲领,并积极将主张付诸实施。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这次会议,赫茨尔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通过了运动纲领,宣告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真正展开。   

不过,起初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规模比较小,尚能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睦相处。不过随着一战的爆发和战争形势逐渐朝协约国有利,巴勒斯坦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英国为了能加速肢解奥斯曼帝国以及确立其在中东的殖民统治,尤其是能够将法国势力挤出巴勒斯坦,便试图利用犹太复国主义来建立一个亲英的巴勒斯坦地区。1917年11月2日,英国在确定美国和犹太人的态度后,由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书犹太银行家罗思柴尔德,这封信后来便是《贝尔福宣言》,信中表达了英国政府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在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宣言。英国可以借帮助和保护犹太人的名义,从而正当化英国出兵巴勒斯坦地区的理由,从而避免协约国的指责。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的第四天,英军以保护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利益、防止爆发交火为由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并于1918年9月占领巴勒斯坦全境。而随着英国行动的展开,巴勒斯坦地区掀起了犹太人移民的热潮。1918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是56000人,只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不足10%,但到了1922年,巴勒斯坦全境人口757182人,其中犹太人为83794人,占比上升到11%。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大力推行排犹政策,移民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的人数达到顶峰:1933年到1939年7月,就有二十多万的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并且,随着二战阴云的笼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规模也达到45万人之多,占全体犹太人总数的20%。   

    

同时《贝尔福宣言》也影响了一战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势力划分。一战结束后的1920年,英国在国联获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并将贝尔福宣言写进了委任统治书。1921年,英国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以约旦河为界,河东成立约旦王国,受英国保护,而约旦河以西则由英国总督直接统治。这似乎是个双赢的局面:英国获得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犹太人回到了应许之地的同时也得到了躲避欧洲反犹浪潮的栖身之所。只是,在帝国博弈和回归故土的热潮之外,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却被遗忘了。   

事实上,《贝尔福宣言》是美国、英国以及犹太人三方协商的产物,却没与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进行任何协商。即便宣言中英方提出类似阿以两族互相尊重互不侵犯的条款,但对于已经在该地区生活近千年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言,犹太人大规模迁入,不断扩大犹太定居点,甚至试图在该地区建立独立的国家,这些行为本身就已经侵害当地阿拉伯人的权益,也视其民族尊严于不顾,因此《贝尔福宣言》便成为产生和激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民族冲突的主因,令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等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阿以双方的矛盾已经变成公开的流血冲突。比如1928年,犹太宗教人员试图取得对哭墙的完全控制权,由于哭墙不仅是犹太圣殿遗迹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阿克萨清真寺围墙的一部分,故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发动保卫西墙运动,并在自发的请愿活动中袭击犹太商店和路人。这场冲突持续一个兴起,双方各有百余人身亡。时间到了1936年4月,巴勒斯坦人举行大罢工,要求结束委任统治和停止犹太人移民。此后,巴勒斯坦人类似的抗争持续到1939年春天,这也让英国感受到了来自阿拉伯人的压力。   

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和缓和二族矛盾,1939年5月,英国颁布《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承诺在十年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人国家,并逐渐停止犹太人迁徙至该地区。按照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规定,自白皮书颁布后的5年内,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应超过7.4万人,5年后犹太移民活动全部停止。白皮书给出承诺基本平息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怒火,但由于此时欧战氛围渐浓,秉持着种族至上主义的第三帝国侵略意图愈发明显,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推出犹太移民限制政策无疑是阻断了一条欧洲犹太人逃生的重要通道。

故而,白皮书的发布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和暴力抗议。1942年大卫·本·古里安在纽约巴尔的摩酒店举行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会议上向英方代表提出允许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不受限制和在二战后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请求,英方断然拒绝,犹太人与英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加剧,并旋即变为一种敌对状态。犹太复国组织见和平手段无法争取利益,便转而诉诸武力,开始针对英国军人和平民采取恐怖主义手段。

1944年11月,“斯特恩帮”在开罗刺杀了英国驻中东殖民大臣莫因勋爵;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成员假扮阿拉伯商人,用500磅的烈性炸药,炸毁了英国驻巴勒斯坦托管机构总部和情报机构所在的大卫王饭店;同年10月,“伊尔贡”炸毁英国驻罗马大使馆……在二战末期至1947年,犹太恐怖主义活动达到高潮,手段包括破坏交通、炸毁设施、暗杀及劫持囚犯等,甚至1948年,犹太恐怖分子驾驶炸弹卡车冲进海法萨拉米大厦,造成34名阿拉伯人的死亡,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起汽车炸弹恐怖袭击案。   

二战结束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巴勒斯坦地区的阿犹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由于二战中英法等国遭受重创,英法世界殖民体系瓦解,英国无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难以继续下去,困窘的英国不得不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1947年11月29日,在美国直接操纵和苏联积极配合下,联合国通过著名的“181号决议”。该决议要求英国在1948年8月1日结束委任统治,并实行分治计划,同时将耶路撒冷进行国际化,由联合国管理。但这个决议是非公平的。当时犹太人只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不足三分之一,且居住的面积只占巴勒斯坦面积的6%,但决议却让其占获得了57.2%的巴勒斯坦土地,大约14942平方公里。而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阿拉伯人却只获得了 42.8%的领土。可见,分治决议的深层企图便是肢解巴勒斯坦,进而合法化犹太复国主义,这无疑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与尊严。   

因此,这一有失偏颇的决议通过之后便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震动。阿拉伯国家联合表示,阿拉伯国家对此已经做好了万全的战斗准备,如若联合国执行该决议,则他们不惜用战争来捍卫自身的权利和尊严。而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充分支持这项决议,并积极筹建以色列国。这无疑使巴以武装冲突快速升级,进一步恶化巴勒斯坦地区局势。而对于即将结束委任统治的英国来说此时却对此撒手不管,甚至为了逃脱责任,1948年5月,英国政府提前结束了委任统治。同月14日,犹太人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国民会议”,以色列正式建国,随即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对以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不过,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战争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的60%,除加沙城、耶路撒冷东区和约旦河以西的部分土地外,其余皆为以色列领土。同时,70万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逃往别国,而难民问题自此便成为日后阻碍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之一。   

1953年,自由军官组织在6月建立埃及共和国,随后,纳赛尔作为新生共和国的领袖宣布将英法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英法两国不甘心失败,便纠集以色列对埃及宣战,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此时,以色列趁机兵分四路入侵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大量土地再次被以色列抢占。但这场战争对巴勒斯坦人并非全无意义。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英法最终撤出埃及领土,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纳塞尔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巴勒斯坦青年也深受吸引,纷纷留学埃及,试图从中寻找到属于巴勒斯坦自己的独立和解放道路。不过,开罗方面却担心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会影响埃以关系,因此对其进行弹压,这造成埃巴之间的不快和隔阂。

综上,法塔赫的成立,离不开巴勒斯坦地区复杂的政治、历史、民族、宗教等因素。自近代以降,大流散之后的海外犹太人对回归故土的需求与现今居住在该地的阿拉伯人的主权利益的冲突难以调和,阿-犹民族矛盾受民族主义、宗教对立、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征伐、世界形势风云变化和国际秩序新旧交替等因素综合影响不断激化,最终复仇焰火在第一、二次中东战争中彻底点燃,时至今日仍有越燃越烈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巴勒斯坦青年对本国和本民族的独立解放道路的探索,最终催生出了“法塔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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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

提及法塔赫的创立,阿拉法特这一灵魂人物是绕不开的。

阿拉法特于1929年出生在一个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耶路撒冷存在四大家族一说,分别为侯赛尼、阿拉米、哈利迪和达贾尼,耶路撒冷的市政官通常来自这四大家族。除此之外,侯赛尼家族也长期担任教法解说员“穆夫提”一职,其职责是咨询和告诫,在诉讼的时候提出法律意见作为判决依据。阿拉法特除丧母期间在耶路撒冷住过四年外,童年其他时间都在开罗。1944年,阿拉法特进入福阿德一世大学学习(University of King Fuad,该校名称在1940年改为法鲁克大学,1953年改名为开罗大学)。大学期间,阿拉法特接触和阅读了列奥·平克斯与西奥多·赫茨尔等人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并时常与犹太裔学生进行辩论,和埃及穆兄会联系甚密。在这一过程中,阿拉法特逐渐成长为一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在1946年自己采购武器偷运至巴勒斯坦托管地供当地阿拉伯民兵和游击队使用。

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法特从大学离开,和其他阿拉伯人一起进入巴勒斯坦加入战斗。不过他并没有加入巴勒斯坦敢死队(Palestinian fedayeen),而是进入穆兄会的队伍中作战。值得一提的是,阿拉法特与埃及穆兄会关系密切,且深受其思想影响,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加入这一组织。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联军由胜转败,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因当地物资的匮乏而返回开罗,继续土木工程的学习,并在1952年到1956年担任巴勒斯坦学生总联合会(GUPS)主席。在位期间,阿氏组织军事训练、积极帮助贫困的巴勒斯坦学生,并创办《巴勒斯坦之声》杂志以试图唤醒更多巴勒斯坦人以及联合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参与对以抗争中。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阿氏入伍埃军担任工兵少尉,表现出色,但在1957年埃以签署停战协议后,由于协议内容要求埃及不展开对以敌对行为并取缔埃国巴人的反以活动,且纳赛尔本人也对埃国内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表示担忧,并由于阿拉法特与穆兄会的紧密关系,因此在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政府限制和取缔巴勒斯坦人政治活动和组织的行为愈发严厉,阿拉法特也曾因此被捕入狱。   

1957年,阿拉法特离开埃及,在科威特开了一家建筑公司,意图积累活动资金和为展开政治活动作掩护。此时由于战争,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流散到他国,而为了收复失地,中东地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巴勒斯坦秘密革命组织,这也基本沿袭了193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政治活动特点,即信仰不同、成分各异、但都在组织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受各种外部势力干涉,这一点已在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有过预演。在这些早期巴地下组织中,一部分受纳赛尔政府的资助和指挥,一部分则与穆兄会有联系,还有一些秉持着泛阿拉伯主义理念的组织,接受中东他国的援助以建立一个阿拉伯联盟。对于阿拉法特而言,其本人在第一、二次中东战争,以及战后在埃及的经历令他明白,巴勒斯坦对于别国不是“问题”,而是“筹码”,是案板鱼肉任人宰割,倚靠他国或宗教势力是永远无法实现巴勒斯坦的独立和解放的。基于此等认识,1959年10月,阿拉法特在其与他的战友组成的五人秘密小组:阿拉法特、哈利勒·瓦齐尔、阿德尔·卡里姆、尤素福·阿米拉以及谢迪德基础上创建了“法塔赫”组织。   

由此可见,阿拉法特的个人经历对法塔赫的成立是存在直接联系的。事实上,在法塔赫创立的早期,其核心成员既有原GUPS的部分成员,也有其他秘密社团组织的人员受阿拉法特感召慕名加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成员是萨拉赫·哈拉夫和哈利勒、瓦齐尔二人。

萨拉赫·哈拉夫(Salah Khalaf/Abu Iyad),曾为“巴解”安全和反情报机构头目,在法塔赫组织中的地位仅次于阿拉法特。他于1933年出生于雅法,11岁时在一次骑车看望亲人的路上受一群犹太青年欺辱,回家时发现自己还被诬在雅法刺伤犹太人,并因此被关入监狱一年。刑满释放后,哈拉夫加入“幼狮”组织,该组织向成员灌输关于抗拒种族主义歧视和对犹太人暴力复仇的信条,哈拉夫深受其影响。1948年,受代尔亚辛村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影响,哈拉夫一家被迫离开雅法前往加沙。1950年,哈拉夫迁居开罗并于1951年加入穆兄会,并被派去监视阿拉法特,这是由于其与穆兄会关系紧密却始终未加入其中,故而引起该组织猜忌导致的。但在随后的相处中,哈拉夫与阿拉法特打破成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在之后的岁月里,哈拉夫成为阿拉法特的得力帮手并在法塔赫筹建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萨拉赫·哈拉夫在七十年代巴解恐怖活动的核心发起和倡导者,并曾被美以两国指控为“黑九月”的主要创建者,哈拉夫本人也曾被约旦政府逮捕。但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哈拉夫的恐怖主义立场开始转变,并在海湾战争爆发后反对阿拉法特对伊支持的态度,要求“巴解”严守中立。哈拉夫的转变也为后面巴解组织朝政治实用主义转向提供关键力量。   

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Abu Jihad)在法塔赫中主要负责军事行动的指挥,为阿拉法特的高级助手,也是“阿西法”部队/“暴风”突击队(Al-Asifah)指挥官。瓦齐尔生于1935年的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军占领吕大和拉姆拉,5至7万名非犹太居民被驱离,瓦氏一家便在其中,被迫居住在加沙地带的难民营中,瓦氏本人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开办的学校里学习,高中时便领导了一支规模不大的巴勒斯坦敢死队在西纳半岛和加沙地带袭扰以军哨所。1954年,他接触和并成为阿拉法特的得力助手,但在加沙期间加入穆兄会,并因此短暂入狱。1956年,他接受军事训练并在亚历山大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但并未毕业。1959年他在科威特谋得了一份教职工作,但在这期间联系上了阿拉法特和其他巴勒斯坦流亡者并一起参与创建法塔赫。   

法塔赫成立后瓦齐尔创办了该组织的宣传杂志《文明的巴勒斯坦,生命的号角》(Filastinuna Nida' al-Hayat,Our Palestine)。1964年,瓦齐尔跟随阿尔及利亚-法塔赫访问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的访问。在中国期间,他与周恩来总理等我国领导人分享了法塔赫的宗旨和未来构想,从而为法塔赫和我国建立良好关系奠定基础。趁此机会,瓦齐尔也访问了如朝鲜和北越等东亚国家,开拓了革命视野。切·格瓦拉在阿尔及利亚访问期间,瓦齐尔也旁听其演讲,并被格瓦拉的武装斗争思想所影响。随后,他便创建了“暴风”突击队。“暴风”突击队于1968年3月参与了法塔赫抵御以军进攻的卡拉梅战役,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此之后,瓦齐尔便被负责指挥巴勒斯坦地区的游击战。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瓦齐尔因为主张巴解组织领导起义,他本人也积极为起义队伍提供必要的财政和后勤支援而被誉为“巴勒斯坦流亡者的大脑”,同时也积极游说和鼓动对巴解组织的改革,呼吁不应将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视作一种政治筹码。然而,1988年4月16日,瓦氏为以特种部队“斩首”。   

由于巴以问题不但是巴以两国人对领土所有权的矛盾,也是阿犹两族近代以来历史积怨的总爆发。这过程中,阿拉伯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意识形态激烈交锋,而两方宗教势力也是盘根错节。在这一过程中,诸如法塔赫为完全独立的巴勒斯坦政治组织、利用民族主义以消除巴勒斯坦人的宗教矛盾、坚持武装斗争、注重基层建设、重视宣传工作等等思想主张逐渐成型。这些思想和主张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受当时特定的事件、阿拉伯政治团体和思潮影响而生。

首先便是第一、二次中东战争阿拉伯方面的阴谋和背叛。阿拉法特早年亲自参与第一次中东战争,始终对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背叛耿耿于怀。事实上,虽然历史学家和战后阿拉伯将领的回忆录对于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联军由胜转败的原因存在一些争议,但在“阿拉伯国家间充斥着阴谋和背叛”这一点上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由于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对以宣战的出发点,与其说是为了消灭以色列,倒不如说是要向本国阿拉伯民众和世界看到自己的抵抗决心,以表明自己并非对大国染指中东事物持有逆来顺受的懦弱态度。这种不坚定的战争意志导致了许多匪夷所思怪异现象。当战争迫在眉睫时,除约旦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因为不愿卷入同以色列的战争而对备战三心二意,并寄希望于利用英国来遏制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在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军队内部便开始争抢联军的最高指挥权。当时联军的名义总指挥是外约旦国王阿卜杜勒·伊本·侯赛因,但为避免其垄断指挥权,一些阿拉伯国家又举荐考克吉为联军总指挥,导致联军的多头指挥。而随着战争的进行,联军的统帅们不但对战场局势漠不关心,反而还对如何切割巴勒斯坦兴致勃勃。约旦国王在努力实现“大约旦王国”计划,还在停火过程中着手吞并巴勒斯坦土地;而埃及国王法鲁克出兵的部分原因也是希望抢夺巴勒斯坦的部分土地,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地与约旦国王唱反调,如在停火期间,埃及和叙利亚担心约旦国的扩张会打破国家间的平衡,拒绝延长停火的协议。同时,阿拉伯国家也基于吞并和瓜分巴勒斯坦地区的目的,在限制巴勒斯坦人民自发进行抵抗以色列斗争这一方面频出重拳。二战结束后,在埃及的巴勒斯坦反抗团体便以走私的形式向巴勒斯坦的反以游击队提供武器,阿拉法特便是其中,这使得即便阿拉伯国家拒绝向其提供武器,但巴游击队仍不缺乏抗争的武器。只是,随着联军挺进巴地区,游击队的反以权利反而被剥夺了,联军到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接触游击队武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三位高级领导人哈利勒·瓦齐尔、哈拉德·哈桑和萨拉赫·哈拉夫就亲眼看到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被强制解除武装。   

    

等到了第二次中东战争时,阿拉法特在埃及建立武装训练营供学生联合会成员接受训练和参军抗以,但纳赛尔在战后却为了防止巴勒斯坦武装反抗力量做大和与以色列取得和平而大肆限制和逮捕巴勒斯坦人。正是因为被阿拉伯国家数次出卖,才令阿拉法特意识到只有依靠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手才可能取得解放事业的真正胜利,因而格外强调法塔赫自身的独立性,即便这与当时主流的“泛阿拉伯主义”背道而驰。

其次便是穆兄会,即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由教师哈桑·班纳于1928年创立,是典型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斯兰主义是指受伊斯兰教传统教义、信条等启发,以鲜明政治诉求为目的而形成的理念、思潮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又称政治伊斯兰。一般来说伊斯兰主义和政治伊斯兰可以同义替换。这种思潮或意识形态认为,现今的伊斯兰世界已经处在全面且严酷的危机之中,因此其诉求便是解决这些危机,途径是从宗教传统中挪用大量概念和词汇,并根据现实需要和未来设想,进行相应的改造,用以解决时代危机和应对社会挑战的基石,这也意味着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色彩浓厚的政治思潮,而穆兄会便是这一意识形态的代表之一。   

穆兄会的目标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来实现埃及社会真正的伊斯兰化。组织有两条核心原则: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团结所有伊斯兰国家以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列强对阿拉伯国家的控制。而其目标和核心原则是根据埃及的伊斯兰主义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思想,他要求伊斯兰教政治地位必须得到恢复,而为达到这一目的,通过伊斯兰革命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是必要的手段。因此,在成立早期,穆兄会便强调要用圣战来实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野望,自然其在对待以色列和阿拉伯世俗政权的问题上常时采取暴力和恐怖主义手段。只是后来迫于各方压力,穆兄会取消军事组织,并开始与恐怖主义进行切割。但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穆兄会与大量的暴力和恐怖主义事件相关联,故而至今仍被埃及、沙特和美国等国视作恐怖主义组织。

对于追求独立建国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由盛转败令他们感到迷茫与失望,此时的巴勒斯坦抵抗力量既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斗争,也没有统一的政治主张,而穆兄会因其有着完整的组织架构、强硬的反以态度和较为成熟的政治主张,深深吸引了巴勒斯坦人。因此,法塔赫早期的组织理念与穆兄会倡导的政治观点相互结合在当时是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事实上,阿拉法特与穆兄会关系颇为密切,甚至于其获选巴勒斯坦学联主席一事本身便是兄弟会支持的结果,更何况萨拉赫·哈拉夫和哈利勒·瓦齐尔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法塔赫核心成员则均有加入过兄弟会的经历,穆兄会宣扬的“以恐怖主义暴力去对以复仇“主张自然对法塔赫的早期理念产生决定性影响。即便阿拉法特之后出于对巴勒斯坦解放进程独立性的担忧而减少与穆兄会的瓜葛,但穆兄会确实在巴勒斯坦人对以斗争陷入低谷时依旧坚持鼓励巴人不放弃对以作战,而且对阿拉法特的政治斗争和组建早期组织也出力不少。   

再一个对法塔赫造成影响的阿拉伯政治团体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始于1830年,法国以阿尔及利亚人冒犯法驻阿领事为由入侵阿尔及利亚。在经过血腥且残酷的军事征服后,阿尔及利亚于1834年沦为法国军事殖民地,并在1848年作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写入宪法。二战中法国本土沦陷,自由法国退居法海外殖民地继续抵抗,而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宗主国对殖民地掌控力的衰弱,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势力开始活动。二战结束后,由于秉持着和平路线的阿尔及利亚自由与宣言党失败和解散,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力量最终选择极端的方式追求解放和独立。1954年艾哈迈德·本·贝拉成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该反抗组织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坚持群众和进行基层组织建设,并对殖民者采取恐怖主义暴力。而在维护解放事业的独立性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一方面积极依靠自己力量取得独立的胜利,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势力援助,并在获得外援与维持民族解放事业独立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当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启抗争殖民的序幕时,阿拉法特如同一名学生一样从阿尔及利亚人的战斗中汲取巴勒斯坦人抗争时所需的营养,大量借鉴其抗争经验和成熟的意识形态理念,如加强组织基层建设、发动底层民众、重视宣传和在争取外部世界的援助的同时还能保持自身独立性等。自此,当时还是GUPS主席的阿拉法特,其宣传文章里开始大量使用阿尔及利亚人使用过的,如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剥削,还有“解放”一词。当阿拉法特将自己的宣传材料与巴勒斯坦解放挂钩时,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便会涌入大量的新会员,这无疑证明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解放”一词的使用是极具号召力的。   

不过,在武装斗争路线和采取暴力恐怖手段这件事上,阿拉法特并非完全师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法国理论学家弗朗茨·法农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阿拉法特。

弗朗茨·法农是法国精神病学家、病理学家和反殖民作家,1925年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岛法兰西堡,父亲就职于殖民地政府,母亲由于带有阿尔萨斯某个家族的白人血统,因此殖民地复杂矛盾的冲突与融合很早便体现在法农的身上。法农自幼接受“法国式”教育,这种教育模式旨在培养殖民地人的宗主国认同,而这样的同化教育塑造的宗主国认同在二战时受到了动摇。二战时期,维希法国对治下的殖民地采取高压统治,法农在其老师艾梅·塞泽尔(Aimé Fernand David Césaire)的指导下就种族意识和其产生根源进行了探究。1943年,法农加入法国自由军团,随军先后驻扎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参与过龙骑兵行动,并在蒙贝利亚尔负伤。因表现英勇,法农获得法国十字勋章。1945年初,法农参加阿尔萨斯战役,并在大战结束后复员。服役期间,法农同时体会到为法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荣耀和与之矛盾的种族歧视遭遇,也就是白人对黑人的蔑视,这令法农滋生了反抗情绪。   

复员后法农通过高中会考,并于1946年赴里昂学习精神病学。学习过程中,法农接触到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理论,在1951年考取心理学家资质后在圣亚尔邦精神病院工作一年。在精神病院工作期间,法农接受社会主义精神病学家托斯克尔(Francois Tosquelle)的指导,这为法农后来将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政治结合的道路奠定基础。1953年法农通过精神科医师资格考试,并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布里达精神病院担任精神病医师。在这之后,法农《黑皮肤,白面具》、《垂死的殖民主义》、《残破的世界》以及《通向非洲的革命》等书相继出版,并积极投身于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殖民斗争。他还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加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并为罹患精神疾患的游击队员治疗精神病。这是精神病学实践和政治活动的交融之路,在此之后法农彻底走上反殖民斗争道路。

法农揭示了被殖民的国家和民族在殖民体系中被宗主国异化的事实与根源,而对根源的探究与质疑,无疑是撼动了帝国主义思维的逻辑基础。法农认为暴力手段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的一种手段。暴力之所以为必要,是因为被殖民者的异化本身即经由宗主国的暴力产生的。故而,以暴力为主要形式的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块利于心理疾患摆脱压抑的土壤。通过暴力使得被殖民者意识到真实自我和自觉观念,并重获解放和独立的信心,令其主体性认知转向实践,并最终获得殖民者和宗主国的承认。故而,殖民地的暴力抗争是能动的实践,通过这一实践,使得殖民地人民获得启发和教育,最终令其团结一致。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暴力便并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通过这一机制,殖民地的反殖民斗争便可以开拓初一个超越殖民主义对立关系的全新未来,即解放,且不但是政治性的解放,更是文化和个体个性的解放。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弗朗茨·法农的经验和理论让阿拉法特看到了法塔赫新的希望。使用暴力的目的是产生民族自信心,这是开启全面抗争的大前提,只有连敌人带来的死亡都毫不畏惧的人,才能够在抗争结束后继续斗争。也正因法农所言,才使阿拉法特和法塔赫成员们决定走上与阿国同样的武装抗争道路。而在法国宣告在阿殖民历史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也旋即向法塔赫提供必要援助,并盛邀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访问阿本国,并允许法塔赫组织开设阿国办事处和开设训练营以筹备军事组织。

这些事件、组织和理念构成了法塔赫早期思想主张的来源。虽然由于成立时间比较早,且早期成员的构成复杂,法塔赫早期思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独立性与外部理论对其渗透和干涉,以及捍卫组织理想与被迫妥协现实的二元对立,但这些思想主张所构建的理论基础也确实助力了法塔赫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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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兰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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