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成本和价格相对较高的现象被称作“鲍莫尔定律”或者“鲍莫尔病”，但将这一概念应用到中国场景中可能会带来诸多误导。
将“鲍莫尔病”这一概念应用到中国场景中可能会带来诸多误导。
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一种现象：艺术表演的价格一直在上升，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却在相对下降。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医疗、教育等其他服务业领域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这种服务业成本和价格相对较高的现象被称作“鲍莫尔定律”，或者“鲍莫尔病”，有时也被称作“成本病”。
几十年之后，鲍莫尔及其合作者将此前的发现在《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制造业是经济中的“进步部门”，由于技术进步可以使得制造过程采用更低成本的设备和资源投入，利用规模经济进行标准化、流程化和自动化生产，因此工业产品价格得以显著降低。
与之对应，他们认为服务业是经济中的“滞后部门”，因为服务业的主要投入是劳动，生产效率始终局限于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因此服务业成本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快速下行。但由于制造业部门带来的经济进步，服务业人员工资和服务产品价格反而上升，从而成为制约社会购买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成本和拖累。
这一概念似乎可以引导出两个推论。一是发展服务业不如发展制造业，服务业比重升高既不利于经济增长，又阻碍生产率的提高。二是服务业因生产效率低而形成的较高价格是不合理的，这是一种需要纠正的“成本病”。正是这两种推论，使得这一概念颇为流行，但这两种推论却有很大的误导性。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在不断地推动所谓制造业回流，似乎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占比上升已经成了某种坏事；由于中国近年来的制造业投资和生产在不断加快，服务业占比上升的趋势在放缓，这似乎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竞争的某种优势。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平均约为70%，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却普遍不足60%甚至低于50%。而所谓发达国家，指的正是一个经济体的生活水平更高。这至少说明，发展服务业不如发展制造业这一结论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经济体一直停留在工业或制造业占比较高的阶段，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可能将局限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不妨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40年前，一台黑白电视机的价格高达上千元，每月雇佣一个保姆的价格需要几十元；40年后，一台黑白电视已经完全不值钱了，但保姆的价格可能却需要数千元。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价值未变，但服务业的占比却显著上升了，那么，后一种情况相对前一种情况退步了吗？
恰恰相反，后者的经济结构才是一种进步，因为在后一种经济体系中，劳动的价值得到了更高的估价，或者说“人”变得更值钱，这才是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率的真实内涵——在节约了劳动的同时，又提高了人的价值。
而且，由于普通劳动者的购买力提高，制造业有了进一步改进技术的激励，如果保姆永远都是40元的收入，又怎么可能会成为电视机的消费者呢？缺少了消费能力，制造业企业又怎么能积累利润并持续推动研发和创新？
当然，这里的论证过程存在一定主体视角的转换问题。站在一个既要购买电视，又要雇佣保姆的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将要面临更高的服务支出成本，这也是所谓鲍莫尔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问题是，这个消费者是更愿意生活在哪种经济结构之中？
如果我们相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即价格包含了消费者对于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衡量，那么这两种消费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至少是无差别的。如果我们相信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改善意义，那么后一种经济结构拥有更强的实际购买力和更高的福利水平。
这一结论也并没有那么深奥，即便40年购买一个月的保姆服务仅需要几十元，但能够为此埋单的人少之又少，虽然现在保姆服务需要数千元，但能够负担这一成本的人口占比，还是要比40年前要高得多，调研数据显示有44.8%中国消费者会雇用家政服务人员获取养老、育婴、保洁等家庭服务。
在鲍莫尔病这一概念中，各个部门的工资水平先后上升是重要的逻辑链条，首先是由于技术进步，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得到上行，而制造工人得以购买更多和更高价的服务又推高了服务从业者的工资水平，并且由于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比较小，比如人总要接受教育和医疗，而不一定非要购买电视和汽车，最终使得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更高。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制造领域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是显著的，而较低的制造业工资带来了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比较劣势，由于生产效率更高的制造业工资偏低，按照鲍莫尔的逻辑演绎，社会整体的工资水平都将被限制在一个较低水平。
事实似乎也是大体如此，截至2023年的规模以上企业中，城镇私营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约为7.1万元，折合月薪6000元，而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服务业的平均月薪约为4000元，规模以下企业雇工的平均收入水平则更低。全国缴纳个税的人口仅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5%左右。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普通人的收入和生活，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实际上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仿佛只有高效而低成本的生产能力才能保障安全，但在这样的观念体系中，人往往被视作一种生产的投入和生产的工具，这也是“鲍莫尔病”这一概念所带来的最大误导。
但鲍莫尔自己并未被误导。在鲍莫尔的著作中，他最后的结论却是对“鲍莫尔病”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他说到，“尽管这些服务的成本在持续上升，但社会整体收入和购买力的迅速增长，必定足以让人们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服务”。
可以说，“鲍莫尔病”是一种想得而不能的富贵病，中国经济还未能走到这个阶段。强大的制造业固然很好，但是，是时候重新思考产业效率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平衡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