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967年10月，北京城的秋天还没完全凉下来，末代皇帝溥仪就走了。 那天是10月17日，凌晨两点三十分，病床边没什么排场，没有哭天喊地的场景，也没有披麻戴孝的仪仗。 医院只在病历上写了一句平平淡淡的话：“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爱新觉罗·溥仪，病逝。” 这名字在历史书上曾被无数次地提起。 从紫禁城走出来，从长春的伪皇宫跌下来，又从抚顺战犯管理所一步步走进北京的小胡同，身份变了几层，命运转了好几圈。到他去世那会儿，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他当年穿龙袍的样子了。 更重要的是，连他的家人也不确定：这个人到底该怎么安葬？是按皇帝的规格？还是普通百姓的葬法？是进地宫？还是送骨灰堂？谁都说不准。 其实，他的病情从1965年开始就每况愈下了。 最初是肾出问题，接着是贫血，然后心脏也不行了。 医生没少想办法，也换过不少药，但一来他年纪摆在那，二来那时候北京的医疗条件说好也有限，说差也不能说真差，关键得看谁给你撑腰。 撑得住的那个人，正是周恩来。 溥仪从特赦出来以后，一直由政协安排生活，不是摆设，是真把他当一个“要转变的同志”看待。 周总理不止一次问过他的生活、身体状况，还亲自找医院协调，说要让他“病归病，不能草率”。 甚至在一次内部的批示中，直接点名要保障溥仪“以人道标准”治疗，这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不得不说是一种高度理性和体恤的表现。 有人说溥仪这辈子其实挺“倒霉”的，也有人说他“福大命大”，能在新中国活到1967年还被这样照顾，是极少数旧人物的“幸运”。 但更真实的情况是，他在最后那段时间，确实心里有点通透了。 自己不是皇帝了，皇帝这个身份就像一件太大太旧的衣服，穿在身上还会让人笑话。 他干脆脱了，也不再提。 每天念叨最多的不是“我的皇位怎么没了”，而是“我是不是还能再做点什么，别白活这一场”。 人是活在认同里的，他能从紫禁城走出来，最后心甘情愿地住进一个四合院小屋，那种心理跨度，不是说变就能变的。 晚年他也写书、接受采访，还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说得都很朴实。别人劝他保养身体，他说：“我现在是国家的人了，要对得起国家。” 可疾病没给他时间，到1967年夏天，情况已经不妙了。 医生基本上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体征，身体每天都在一点点往下掉。 等到了十月中旬，连最基本的饮食和翻身都需要人扶着，再到17日凌晨，心电图那条线终于走平。 真正的问题从那一刻才开始：他该怎么被安葬？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比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去世还复杂。 没人有现成的“末代皇帝处理方案”。清朝那套礼制早就废了，新中国也没给他定什么特殊待遇。 家属一时不敢做主，就上报了国务院。 几天后，总理亲自批示，提出几个原则：一，不搞皇帝葬；二，尊重其晚年作为普通公民的身份；三，由家属选择火化或安葬的具体方式，推荐地点包括万安公墓、革命公墓和群众骨灰堂。 说白了，国家不回避这个人曾经的历史，但也不会因他过去的身份额外“特殊化”处理。 家属那边也很明白。 载涛、溥杰、李淑贤都参与了讨论，载涛说：“我们要体谅国家，也要体谅总理，他老人家已经给足了面子。”溥杰补了一句：“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了。” 李淑贤也表示支持，还说：“他这人活着就爱凑热闹，真要放进个大墓，反而冷清了。” 最终决定是，火化，骨灰寄存在八宝山群众骨灰堂。 火化那天没有办大仪式，也没有官方悼词，只有李淑贤默默守着，一步步完成手续。 骨灰盒送进骨灰堂时，她只是轻声说了句：“他安静了。” 很多人以为这事就到此为止，其实不然，13年后，也就是1980年，政协举行了一场小型追悼会，一并纪念了溥仪、王耀武和廖耀湘几位特赦人员。 到场的不乏邓颖超、彭冲等政治局成员，也有不少老同志。 刘宁一代表统战部致辞，说：“他作为历史人物，有值得反思的过去；作为新中国的公民，也有值得尊重的后半生。” 这追悼会虽然晚了13年，但意义非同一般。 它既没有回避历史，也没有刻意拔高某种形象，而是把溥仪安安稳稳地放回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这块拼图上，放在了该有的位置上。 再之后，就是1990年代那场更远一点的迁葬了。 河北易县修了个皇家陵园，四位清朝皇帝的墓地都在那儿，偏偏少了“宣统”。 地方上觉得不完整，便有人提出把溥仪的骨灰迁过来，补上最后这一笔。一位名叫张世义的投资人出面联系李淑贤，说自己愿意承担全部费用，也不是为名为利，就是觉得这人应有个终点。 李淑贤起初没答应，怕是被人拿来炒作。 但张世义坚持了几回，说得坦诚，态度也稳，最终她点了头。 1995年初，溥仪的骨灰从北京启程，被安葬在华龙皇家陵园。 李淑贤亲手把骨灰盒放进墓穴时，眼里有泪，但更多是释怀。她只说了一句：“他有个归宿了，我也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