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前夕，孙科到中山陵园谒陵辞别，护卫们向他请示：“解放军渡江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孙科说：“毛泽东、周恩来对总理先生很尊敬，他们不会为难你们的，你们不要离开，”护卫又问人员和武器装备怎么办，孙科回答道都交给他们就是了。   1949年春，南京城的天空仿佛被历史的浓雾笼罩，压抑而肃穆，彼时，国民党政权已山河日暮，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南下，长江南岸的风声鹤唳之中，一处静谧的所在却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中山陵。   这座坐落在紫金山南麓的陵墓，早已不只是一个人的安息之地，它所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理想与未竟的志业，孙中山与南京的关系极为深厚，1912年，他在此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这座城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精神坐标，十三年后，他病逝于北京，最终却选择长眠于南京，这是一次历史与理想的回归，而中山陵的建立，则是这一归宿的物质化表达。   孙中山去世后，灵柩起初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其间几经波折，由于政局动荡，曾一度传出有军阀企图毁坏遗体的消息，为防不测，护灵人员不得不将灵柩秘密转移至隐蔽山洞中，长达数月，恶劣的保存条件造成遗体部分变色，引发各方忧虑，之后在多方协助下，灵柩得以重新整理，棺木亦多次更换，最初预定使用的苏联水晶棺在运输过程中破损，只能改以楠木玻璃棺暂用，最终则选定一口来自英国的铜棺，兼具密封与耐腐蚀性能，才得以妥善安置。   1929年，中山陵正式完工，整个陵园依山而建，沿中轴线展开，自博爱坊起，穿过墓道、碑亭，最终抵达山顶的祭堂与墓室，建筑融合中国传统与西方几何秩序，庄严而不失简洁，奉安大典当天，五十万民众聚集紫金山下，送别这位革命先驱，场面庄重感人，由意大利定制的铜棺被缓缓安置于墓穴深处，陵寝自此封闭，但其象征意义却日益显赫。   抗战爆发后，南京沦陷，尽管城中多处古迹遭受毁坏，中山陵却在守陵部队的誓死守护下得以幸存，一支由国民政府特别编制的拱卫大队长年驻守陵园，他们配备精良，训练严格，甚至要求队员熟读《建国大纲》，以示对孙中山理念的认同，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城，26名守陵队员拒绝撤退，最终英勇牺牲，他们的牺牲，使陵寝免于战火焚毁。   时间来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南京即将迎来新的统治力量，此时的中山陵，再次成为一个政治与精神交汇的节点，在权力更替的风口浪尖，这座陵园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不同于城市中的混乱与恐慌，陵园内依旧保持着一贯的庄重与秩序，守陵队员们虽然心中忐忑，却依然站在哨位上，履行着多年来的职责，他们明白，陵墓的安危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更关乎历史的尊严，陵园中依旧回荡着松涛声，但风中却多了一丝肃杀与未知。   随着解放军逐步推进至南京城郊，陵园的护卫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他们并不属于战斗序列，而是专责守护这片静地，但在战乱年代，身份的边界常常模糊不清，留，可能被视为敌对势力；撤，又意味着放弃职责，于是，他们选择等待，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1949年4月23日清晨，南京正式宣告解放，一支纪律严明的解放军部队随即抵达紫金山脚下，他们并未贸然进入陵园，而是首先与守陵队取得联系，表达了尊重历史、和平交接的立场，这一举动，迅速缓解了护卫人员的紧张情绪。   事后留下的交接清单显示，守陵队不仅移交了包括汤姆逊冲锋枪在内的全部武器弹药，还详细记录了陵园设施、文物与图纸的状况，其中甚至包括三块擦拭铜像的布料，显示出交接之细致，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未发生任何冲突，成为战乱年代一段少有的和平交接范例。   交接完成后，解放军决定保留原有护陵人员，许多人继续留任，薪资待遇略有提升，工作环境也逐步改善，新任管理机构对中山陵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重视，迅速着手修缮因战乱而受损的部分设施，并将陵园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山陵的设计与建设过程中，许多细节都体现了孙中山政治理念的象征性表达，陵道两侧种植的法国梧桐，是宋庆龄于1928年亲自指定的树种，以其挺拔与四季分明象征革命精神的坚韧，陵门后方的石狮采用白色大理石雕刻，神态威严，仿佛时时守护着墓室深处的铜棺，而碑亭正中石碑，镌刻的是孙中山亲自撰写的遗嘱，文字之间，不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深意。   1949年的那场交接，并不只是一次军事与行政的转移，它更像是一场历史的默契，一种跨越党派、超越意识形态的共识，无论是战前的国民政府，还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都未曾否定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反而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民族情怀，这种延续，正是中山陵得以完整保留、并不断被赋予新意义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