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4的他接到通知去北京开会，一走就是30年，他说：“我的一生是属于潜艇，属于国家的。”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标志着国家在战略武器领域取得关键突破。紧接着的五个月后，核潜艇的研发被正式提上日程，作为水下战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新的技术梦想。那年，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设于辽宁葫芦岛，黄旭华进入了人生中最特殊的一段旅程。 黄旭华所在的团队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依赖，也没有可以照搬的图纸或模型。他们采取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摸索前行。与他共事的施祖培回忆，当时的工作条件极其简陋，经常是两餐只有馒头，加班成了常态。在这种环境下，团队流传一句口号：“头拱地、脚朝天，也要把核潜艇搞出来。”虽然艰苦，却没人退缩。 担任总体性能设计的陈源也曾讲到，葫芦岛偏远闭塞，生活条件严苛，但这群科研人员没有动摇。他们心中明白，任务本身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是技术自主的必经之路。缺乏现代化设备，他们就用算盘、计算尺反复推演关键参数；缺乏专业仪器，他们甚至靠磅秤称量关键部件的重量来保证艇体稳定。团队以最原始的工具推进最复杂的工程，一点点摸索前行，用实际行动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空白。 1987年，《文汇月刊》刊登一篇长文，记录黄旭华的隐秘人生。他将刊物寄给老家的母亲，母亲戴上老花镜，一遍遍地阅读，才终于明白儿子三十年未归的真正原因。文章让她泪流不止，但也让她感到宽慰。黄旭华则对母亲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句话，道出了他所有选择的根本所在。

黄旭华求学之时，正值全国抗战烽火遍地。日军的炮火无情地轰炸着他的家乡，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年少的黄旭华在战火纷飞中完成了学业，亲眼目睹了国家的积贫积弱。触目惊心的现实让他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改变祖国的命运。 他毅然放弃了儿时的医者梦想，转而投身工程领域，立志以科学知识救中国于水火。1945年，怀揣着这个远大理想，黄旭华考入国立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在校期间，他刻苦钻研，成绩优异，很快脱颖而出。 20世纪50年代末，一个神秘的召唤，改变了黄旭华的人生轨迹。由于他出色的政治素质和精湛的专业技能，黄旭华被秘密召至北京，投身于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这一去，就是整整30年。他说：“我的一生是属于潜艇，属于国家的。” 从此，黄旭华的生活与外界隔绝。为了保守国家机密，黄旭华还没来得及与亲人道别，就被原地留下，开启了隐姓埋名的研究生涯。他与妻子李世英几乎与家人断绝了联系，父母和兄弟姐妹只知道他在北京工作，却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单位、从事什么工作。面对家人的询问，黄旭华和妻子总是闭口不谈，避而不答。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黄旭华常年奔波在祖国各地，他要在茫茫大海中进行深潜试验。30年间，他始终与家里保持着音讯全无的状态。即使是父亲和最疼爱他的二哥先后去世，黄旭华也没能回家奔丧。妻子李世英虽然调到了他的身边，但两人仍是聚少离多，以至于李世英戏称丈夫是＂家里的客人＂。

深潜试验的艇体并未使用任何进口零件，全部部件均为国产，设计和制造过程均由中国科研人员独立完成。黄旭华对此非常清楚，他始终将潜艇安全放在第一位，但也意识到没有哪一项实验可以实现“绝对安全”。在决定亲自下水时，他坦言，为的是稳定艇上成员的情绪，更是为了在关键节点传递信心。 潜艇缓慢下潜，每下降一米，压力都在持续增长。当艇体逐步逼近极限深度时，船体传来“咔嗒”的响声，那是海水高压下对结构的压迫信号。黄旭华没有表现出慌乱，他盯紧各项数据，在确认系统稳定后，果断下达继续下潜的指令，直至成功打破既有纪录。 这一时刻，艇上沸腾。全体科研人员见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录，也见证了中国核潜艇耐压能力和系统稳定性的全面提升。黄旭华在测试完成后，脱口赋诗一句：“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这是一次科学意义上的突破，也是一位老工程师对理想坚守的写照。 多年来，黄旭华坚持的理念始终如一：关键的核心技术，不能依赖购买，也不能靠引进，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研发。在他看来，技术自主不仅是一项能力，更是一条必须走的路。面对世界科技格局的封锁与竞争，他选择了最艰难也是最可靠的路径。 在功成名就之后，黄旭华并未将个人成就作为资本，而是选择将自己所获奖金全部捐出。2021年，他设立“黄旭华科技创新奖励基金”，金额达1100万元，专门用于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同时，他也多次回到家乡，投身教育事业。对母校汕头聿怀中学，他曾承诺：“母校需要，我一定来。”这些举动不仅延续了他的科研精神，也彰显了他对后辈的关心和对教育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