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何香凝在逃离香港途中，被一伙人开枪逼停了船，船长绝望了，何香凝却说：“告诉他们，何香凝在船上，要打劫就来吧！

1941年12月，香港避风塘码头的清晨，雾气弥漫，海风夹杂着刺骨的寒意。一艘破旧的小货船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船舱里弥漫着汗味与恐惧。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划破海面的寂静，船身猛地一晃，停在浪涛中。岸边，一群持枪的人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粗野的喊声传来：“船上的人听着，靠岸！否则开枪了！”

船长脸色煞白，额头渗出冷汗，颤抖着对身旁一位身形瘦削、却气度沉稳的老妇人低语：“何女士，这伙人怕不是善类，咱这船……怕是凶多吉少。”老妇人抬起头，目光如刀，平静却坚定地说：“告诉他们，何香凝在这船上，要劫就来吧。”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块巨石砸进水面，激起船舱里所有人的惊愕。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逃亡，而是何香凝在乱世中又一次与命运的较量。

年过六旬的她，早已不是那个需要躲在丈夫廖仲恺身后的女子。她的名字，在革命者中如雷贯耳，在日军黑名单上更是高悬榜首。就在几天前，香港沦陷，日军铁蹄踏碎了这座城市的最后平静，搜捕令如影随形。她必须离开，否则等待她的可能是牢狱或死亡。可这艘船，是否能带她逃出生天？枪声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

1937年，淞沪会战的炮火将上海的繁华化为废墟。何香凝站在街头，眼看着日军战机低空掠过，炸弹将民宅炸成断壁残垣。她的心在滴血，但行动从不迟疑。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廖仲恺的妻子，她早已将个人安危抛诸脑后。早在同盟会时期，她就变卖陪嫁首饰为革命筹资，双手磨出老茧绣制起义旗帜。

如今，面对日军侵略，她组织上海妇女成立抗敌后援会，奔走街头，呼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她亲自在街头支起粥棚，为难民送药送粮，甚至被流弹擦伤手臂，血渗湿了衣袖，她只是简单包扎，继续忙碌。 日军很快将她列为“危险分子”。上海已无立足之地，她被迫撤往香港。那时的香港，尚在英国管治下，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无数爱国人士汇聚于此，躲避战火，却也吸引了日军的目光。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迅速进攻香港，几天内城市沦陷，街道上满是惊慌失措的难民和耀武扬威的日本兵。何香凝的住处多次被搜查，一次日军破门而入，她用流利的日语谎称自己是管家，房主已出国，硬是把敌人糊弄过去。她的镇定救了自己一命，但也让她意识到，香港已成囚笼。

儿子廖承志通过地下党联络，委托好友谢一超为她安排离港船票。谢一超冒着风险搞到一张假身份证明，叮嘱她立刻转移。清晨，她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一支画笔和一幅未完成的《墨梅》，匆匆赶往避风塘码头。码头人潮汹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焦灼。日军加强了盘查，限制离港人数，她排在长队中，耳边是巡逻兵的呵斥声，心跳却始终平稳。她知道，暴露身份的后果不堪设想，但她更相信，只要有一线生机，她就能抓住。

货船终于起航，载着何香凝和一众逃难者驶向澳门。船舱里，她坐在角落，手指摩挲着那支随身携带的画笔。那是她的精神寄托——当年在上海监狱，她曾用炭笔在墙上画青松，表达不屈的意志。此刻，她低头看着未完成的《墨梅》，枝桠苍劲，墨色未干，仿佛在提醒她：乱世中，梅花依旧傲雪凌霜。 就在船行至公海，平静被枪声打破。

岸边一伙人乘着快艇逼近，衣衫褴褛却手持枪械，操着闽南口音大喊让船停下。乘客们吓得抱头蹲下，船长急得满头大汗，嘀咕着：“这伙人怕是要抢船！”何香凝却眯起眼，细察来人。她注意到他们的衣着破旧，眼神中透着绝望，而不是日军士兵的凶狠。她低声对船长说：“别慌，先问问他们是谁。” 船长壮着胆子喊出她的名字：“何香凝女士在此，你们要什么？”枪声骤停，空气仿佛凝固。

快艇上的人面面相觑，片刻后，有人高声回应：“是何香凝老太太？我们是十九路军的散兵，蔡廷锴将军旧部！被日军逼得走投无路，才干这营生！”原来，这群人曾在淞沪抗战中血战日军，部队溃散后流落海上，靠劫船维生，却从未伤及无辜。他们听过何香凝的抗日事迹，敬佩她的风骨。

何香凝站起身，走到甲板上，目光扫过那些瘦骨嶙峋的士兵。她没有责骂，反而让人将船上仅有的几袋粮食分出一半给他们。她叹息道：“都是战乱逼出来的苦人，咱们的仇人是日本侵略者。”士兵们低头沉默，有人甚至红了眼眶。他们列队致敬，护送货船安全离开。那一刻，海风吹过，何香凝的白发在风中微微颤动，身后是未完的《墨梅》，仿佛在诉说她一生的坚韧。

货船最终靠岸，何香凝踏上澳门的土地，身后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眼前是未知的征途。 何香凝的逃亡经历只是她革命生涯的冰山一角。1941年后，她辗转内地，继续投身抗日与革命事业。

历史学家评价，她的贡献不仅在于直接参与革命，更在于她以女性身份突破时代局限，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独特符号。她的故事提醒我们，乱世中的勇气与智慧，能在最黑暗的时刻点燃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