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和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包惠僧出生在1894年的湖北黄冈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从小就好打抱不平，别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包大炮。青少年时候他上学不顺，1917年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先在小学当了半年老师，因为和校长闹矛盾就走了。后来他转行做记者，在汉口几家报社干活，采访社会底层的事，写文章批评旧社会的黑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跑到北京大学旁听文学系课程，接触到新思想，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 回武汉后，他和董必武他们一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推动工人运动发展。那时候他担任临时支部书记，带头走访工厂，调查工人们的劳动条件，推动罢工宣传。1920年秋天，武汉小组正式成立，他成了核心成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这些经历让他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也为后来参加一大打下基础。 1921年夏天，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和陈公博一起去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内只有五十多人，他作为武汉小组的成员，但因为陈独秀在广州忙政务没法来，就让他代表广东区参加。大会在上海一个石库门房子里开，讨论党纲和组织原则，他发言强调工人实际工作的必要性。会议中途转移到嘉兴南湖一条船上，继续审议文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会后他回武汉，继续做地下工作，组织罢工和宣传。

1922年他调到北京，任区委秘书，参与京汉铁路罢工筹备。二七惨案后，他看到军警镇压，就撤回武汉。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担任党员训练班委员，还教书。1925年他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负责政治教育，参与东征战役。1926年北伐时，他任国民革命军师党代表，跟着部队前进。这些年他干了不少事，但性格直率，容易和人起冲突。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大批革命者被捕杀害。包惠僧当时在武汉养病，没赶上南昌起义。看到昔日同志一个个牺牲，他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加上担心家人安全，就选择了脱离组织。起先他投靠邓演达的第三党，不久又转到国民党那边，利用过去对共产党的了解，在国民党政府里混了个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之类的职位，还管过人口局事务。表面上看日子过得稳当，但实际上他成了革命的逃兵。1936年政府精简机构，他丢了官职。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他没钱没势跟不上撤退台湾的队伍，只好带着家人跑到澳门，租了个破旧小楼，靠卖掉家当勉强过日子。那时候澳门经济也不景气，他生活越来越艰难。脱党这个决定，让他后来的路走得歪歪扭扭，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澳门，包惠僧看到报纸上天安门升旗的报道，意识到共产党成功了。他思前想后，决定写信和发电报求回归。一封长信寄给毛泽东，表达想回来的愿望；两份电文，一份给周恩来，一份给董必武，赞扬他们多年的努力。信里他用了“南天引颈，曷胜钦迟”这样的词，意思是盼着北方的召唤。这些文件通过香港渠道寄到北京。 他等了好几个月，北京的回复终于来了。毛泽东态度清楚：可以回来，但必须老实交代历史问题，深刻检讨错误。这个条件不是随便说说，而是严格考验，要从思想根源上认识自己的错。包惠僧明白，这意味着得详细说明脱党后的经历，不是走过场。

1950年春天，包惠僧带着家人从澳门北上，先到天津港，然后去北京。到北京后，他先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适应集体生活。年近六十的他一切按规定来，很快就习惯了。学习期间，他写了篇长文，回顾从参加革命到脱党的过程，检讨自己的懦弱和错误。中央统战部审阅后，鉴于他的态度和政策，批准他参加工作。先在内务部当研究员和参事，处理行政事务。 1957年转到国务院当参事，继续干党史研究。他利用亲身经历，写了大量早期革命资料，比如回忆五四后北京青年学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这些东西成了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参考。工作上他认真，早来晚走，对来访的年轻人讲过去的事，当作反面教材，提醒大家坚定信念。 晚年包惠僧深居简出，把精力都放在整理史料上。1971年建党五十周年，他写了首诗，回顾上海滩的聚会，表达对先烈的愧对。1979年7月2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他的回忆录1983年出版，记录了早期活动细节，为党史留下了资料。他的一生从革命先锋到脱党，再到回归，轨迹复杂。历史证明，背叛理想会留下耻辱，而坚守的精神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