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那会儿的北平城，寒风卷着沙尘，刮在脸上像刀子。袁克定缩在护国寺街的墙根下，身上那件藏青色绸袍早就磨得发亮，袖口烂了个洞，露出枯瘦的手腕。他眯着眼晒太阳，手里攥着根捡来的拐杖，时不时咳嗽两声，痰里带着血丝——谁能想到，这就是当年袁世凯身边呼风唤雨的“大公子”，那个差点成了“皇太子”的人。 老仆人叫焦大，是袁家老宅的看门人，伺候过袁克定三十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袁家树倒猢狲散，焦大回了河北老家种地，去年来北平讨饭，在街头撞见这个佝偻的老头，盯着看了半天才认出：“您是大爷？” 袁克定愣了愣，浑浊的眼睛里滚出泪来，嘴哆嗦着说不出话。焦大没多说，第二天一早就提着半袋白菜帮子和两个冻硬的窝头过来，蹲在他身边说：“大爷，我没啥本事，这点吃食还能找来。” 其实焦大自己也在贫民窟住，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捡人家扔的菜叶子，攒下稍微好点的，全给了袁克定。 袁克定的风光日子，早被那场“称帝梦”碾碎了。1915年，他为了让老爹称帝，自己好当“太子”，伪造《顺天时报》，天天登“万民拥戴”的假新闻，还拉着杨度等“筹安会”成员到处游说。那会儿他住的锡拉胡同公馆，光佣人就有四十多个，吃饭要摆“满汉全席”，出门坐八抬大轿，连鞋底都绣着金线。 可袁世凯一死，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北洋军阀骂他“祸国殃民”，老百姓戳他脊梁骨，手里的家产被各路军阀抢的抢、骗的骗，没几年就败光了。 张伯驹是在琉璃厂收字画时听说这事的。那天他刚买下一幅董其昌的山水，掌柜的叹着气说：“前儿见着袁大公子了，在街头跟叫花子抢窝头。” 张伯驹手里的画卷“啪”地掉在桌上，他跟袁克定是表兄弟，小时候常一起在袁府放风筝，知道这位表哥虽然荒唐，却也不是全然冷血——当年张伯驹家道中落，还是袁克定偷偷塞给他二百块大洋，让他去学戏。 赶到护国寺街时，张伯驹正好撞见焦大给袁克定递窝头。袁克定正费力地啃着，窝头太干，噎得他直翻白眼，焦大赶紧递过一碗浑浊的水。张伯驹鼻子一酸，走过去喊了声“大哥”。袁克定抬头看见他，脸“腾”地红了，想站起来，腿却软得直打晃，最后叹着气说：“丢人了，让你见笑。” 接回承泽园的那天，张伯驹让人给袁克定剃了头、换了身干净棉衣。袁克定坐在廊下，看着院子里的石榴树，突然跟张伯驹说：“那年我爹要称帝，我要是拦着点，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张伯驹没接话，他知道，这位表哥心里的悔，比身上的病还重——当年若不是袁克定一力撺掇，袁世凯未必会迈出那步，袁家也未必会落得如此下场。 在承泽园的日子，袁克定话不多，每天就坐在窗前看史书，看累了就跟焦大说说话。焦大总念叨：“大爷以前对我们不差，冬天给我们做棉鞋，家里佣人谁病了，都请大夫来看。” 张伯驹听了，心里更不是滋味——一个曾被权力迷了眼的人，落难时守着他的，竟是当年被他视作“下人”的老仆，这世道的冷暖，实在讽刺。 1955年袁克定去世时，床头还放着本翻烂的《资治通鉴》，夹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年轻时和袁世凯在洹上村的合影。张伯驹给他料理后事，焦大哭得老泪纵横：“大爷这辈子，值过也亏过。” 这话或许是对的——他曾站在权力的顶峰，却因一念之差跌进深渊；他曾被千夫所指，却在落魄时得了旧人相助。 袁克定的一生，像面镜子照出权力的虚妄。当年他为“太子”之位费尽心机，到头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反倒是那些被他忽略的人情，在最落魄时成了救命稻草。这世上最靠不住的是虚名，最磨不掉的是人心——老仆人的白菜帮子，表弟的承泽园，或许比当年那顶没戴稳的“太子冠”，更能让人体会什么是真正的“活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