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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将军,不是宗亲,不是权臣。他只是一位读书人,忠言直谏,不做逢迎。他三次冒死

他不是将军,不是宗亲,不是权臣。他只是一位读书人,忠言直谏,不做逢迎。他三次冒死上奏,劝皇帝避祸、治国、慎用小人。皇帝摇头,朝堂震荡,他被贬南疆。几年后,帝国动荡,皇帝仓皇南逃,才想起那位在岭南病死的旧臣。他派人前往韶关祭奠,祭的是人,悔的是国运。 张九龄死了,大唐的气节也没了。 他来自岭南。一个地方出身的文人,却在京城立足。张九龄,天宝元年进士,刚上朝堂就敢直言。他修律令,管漕运,提财政,一步一步升到中书令。 李隆基器重他。开元年间,国势兴盛。张九龄做事有章,进退有度。修梅岭古道,连通南北;建常平仓,稳定粮价。他治理朝堂,压腐除弊,深得士民敬重。 但他的性格,太直。眼睛不容沙子,嘴巴不留情面。他不玩虚的,不走后门。他最讨厌小人,更看不起阿谀之辈。 李林甫,就是他眼中的“大祸根”。 李林甫靠裙带,擅揣摩,表面低调,实则手腕极深。他连年上位,拜相之后开始清洗政敌。他对张九龄笑脸相迎,暗中运作贬谪,联合阉宦打击异己。 张九龄屡次劝李隆基别重用此人。说李林甫口蜜腹剑,擅弄是非。可皇帝不信。他认为李林甫会办事,不惹事。 张九龄落了下风。 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被罢相。表面是调任地方,其实是彻底被排除出核心圈。 贬到荆州。他不争不闹,一路南行。沿途百姓夹道迎送。他一出城,民间泪雨纷纷。他到任第一天就视察民情,整顿治安。政绩一个月见效。 可这不是他想做的。他心中仍念朝政。他知道李林甫不会善罢甘休。他写信,继续劝李隆基小心此人。 他还提了另一个人——安禄山。 那个边镇节度使,擅交谗言,厚待胡将。他说此人不安于位,必成祸乱。 李隆基又没听。说他多虑了。 几年后,安禄山三镇起兵,几十万大军南下,一路攻破长安。李隆基仓皇出逃,史称“马嵬之变”。 张九龄看不到了。740年,他病死在曲江。死时无悔。只是,他死后,大唐再无一人敢像他那样写奏折、讲实话。 755年,安禄山果然叛乱。 他手握三镇兵权,一声令下,攻入中原。战线横扫数千里。长安失守,皇帝西奔。 玄宗坐上马车时,才想起张九龄当年的奏折。他坐在车上,沉默许久。他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清的话,然后下令:派人去韶关祭奠张九龄。 那天夜里,他没说话。 他想起那年御前朝会,张九龄站在殿下,执笔进谏,说“臣以为李林甫不可大用,安禄山不可留”。那年他没听。 如今,长安破了,太子兵变,杨贵妃吊死马嵬坡。他终于信了,可一切都太迟了。 派出的使者几经辗转,来到曲江张九龄墓前,立下石碑。碑上只有十六字:“公之去,朝纲乱;公之死,国祚危。” 皇帝回不去了,张九龄也再不会说话了。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元气大伤。节度使拥兵自重,中央再难掌控全局。李林甫虽死,但他的政治遗产却留给后人。 张九龄去世前曾说:“今朝之乱,不在军政,在相权。” 他看得透。他知道宰相不正,天子也会迷。 李林甫死后,朝堂满是他提拔的旧部。杨国忠接替,权倾朝野。外放安禄山、史思明,养虎为患。 张九龄死时,大唐还在盛世的末梢。他走后,大唐再无贤相。 玄宗退位,肃宗继位。可政局已乱,国势再难恢复当年。 张九龄的离开,不只是一个人的退场。是一个时代的终章。贤相不再,开元已亡。唐玄宗晚年频频怀旧,但真正能唤回盛世的人,早已埋在南方的曲江荒岭。 张九龄劝过,写过,斗过。他能争也能退,能骂也能忍。可最终,他挡不住朝堂的黑风。 李隆基没有听他的劝。没有一次听。 他宠信李林甫,重用安禄山,信杨国忠,放权节度。一步一步,把盛世送进火坑。 他逃到四川,才后悔。他想起那个站在殿下,永不曲腰的宰相。他派人去祭,可人已不在。 他祭的是张九龄,悔的却是自己。 那一刻,大唐的盛世,再无回头路。 张九龄走了,贤相绝响。大唐,从此再无张九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