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后，宋子文见到旧情人盛爱颐，亲切地主动上前搭话，不料盛爱颐根本不正眼看他，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盛爱颐只是冷漠的说道:“我才不跟他啰嗦呢！

1917年的上海滩，盛家七小姐盛爱颐的十六岁像一幅刚裱好的水彩画，她站在西厢楼的雕花窗前，阳光透过玻璃在她月白色旗袍上投下细碎光斑。

这个被《申报》称为"沪上第一闺秀"的姑娘，此刻正用画笔轻轻敲着调色盘，盘底残余的钴蓝颜料震出细微波纹。

宋子文夹着英文账簿穿过回廊时，恰好看见颜料溅在少女的珍珠耳坠上，这个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年轻人，口袋里还揣着哈佛硕士录取通知书。

他下意识掏出方巾，却在触及对方清冷目光时僵在半空。

盛家四少爷的英文秘书这个身份，在盛公馆的深宅大院里不过是个高级杂役。

命运的转折藏在每周三的英文课上，宋子文把莎士比亚商籁体念得像股票行情，盛爱颐突然用纯正牛津音指出他的发音瑕疵。

窗外的法国梧桐沙沙作响，年轻人耳尖泛起的红晕比晚霞更艳。

三个月后，当宋子文在盛家花园指出她油画里的透视错误时，少女突然把调色刀横在他领带上："要改我画？除非你娶我。"沾着赭石的刀刃在真丝领带留下永远洗不掉的痕迹。

1923年广州火车站的道别像场默剧，宋子文攥着孙中山的调令，月台上盛爱颐的翡翠胸针在晨雾中泛着冷光。

她塞来的金叶子最终变成宋子文公文包里泛黄的支票， 二十年后当他在中央银行用飞机运钞票时，或许会想起这些带着体温的金箔。

盛家老爷那句"我女儿不能嫁给秘书"的断言，像道闸门永远隔开了两个时空。

1930年的愚园路梧桐依旧，盛爱颐的百乐门舞厅图纸铺满案头，她握着钢笔的手稳如当年执画笔，只是图纸上精确到毫米的舞池尺寸暴露了秘密，这个留过洋的女子终究把浪漫主义换算成了钢筋混凝土。

与此同时，宋子文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办公室签署《中央银行条例》，钢笔尖在"集中发行"四个字上洇出墨团。

1945年外滩的秋风卷着传单，盛爱颐在和平饭店门口掸了掸阴丹士林旗袍， 宋子文的别克轿车缓缓停驻，车窗里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让她突然想起二十八年前西厢房的那抹钴蓝。

当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伸出手时，她转身数起海关大楼的钟声。

后来她对侄女盛佩玉说："有些支票过了兑现期，连本带息都是废纸。"

这段往事在2016年上海档案馆公布的盛氏家族文书里得到佐证，编号1937-SYL-22的信笺上，褪色的钢笔字写着："画具已蒙尘，犹记领带之玷。"

学者在《民国名媛情感史研究》中指出，这对怨侣的悲剧本质是传统宗法制与近代个人主义的碰撞。

当宋子文在哈佛课堂读《国富论》时，盛爱颐正在背《女诫》；当他幻想用金圆券拯救经济时，她已把情感账户永远清零。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在《申报》复刻版发布会上提到，盛爱颐晚年画过幅未完成的水彩，月台上模糊的西装背影，月历牌定格在1923年4月。

这种克制的纪念方式，恰如她在回忆录里写的："真正的告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某个清晨醒来，发现那个人已经留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