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元帅托人带口信，希望和原配妻子能见一面。没想到，妻子的回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刘伯承年轻时候的婚姻，其实不算特殊。 在川中农村，儿子到了岁数，父亲躺在炕头就开始操心“门当户对”那点事儿。 刘家算是书香门第，虽然不富裕，但有个念书的种子，父亲生前唯一的心愿就是给伯承早早定亲，成个家，免得人前说“穷读书人连媳妇都讨不起”。 于是就有了这门亲事。 姑娘叫程宜芝，邻村人，小两岁，样貌端正，性情温和。 乡下人夸她一句“做媳妇的料”，意思也就是能干活、懂规矩、不闹事。 媒人牵线的时候，刘伯承还在读书。 他那时候已经接受过新式教育，脑子里塞着改天换地的理想，最不愿意的就是做个守在灶台前的“安稳丈夫”。他不想成亲，偏偏拗不过父亲一意孤行，于是在相亲那天耍了个小聪明——抹了黑脸、挂着鼻涕、装疯卖傻，就差没扛个尿罐上门。 本以为这下女方家肯定要退婚，没想到倒栽了跟头。 程宜芝不但没被唬住，反而看穿了这番“苦肉计”。 她回去跟父亲说，这人不是个蠢的，眼神清亮，心气不俗，“是装的”，她愿意嫁。 一桩原本没放在心上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定了亲之后，程宜芝就常来刘家帮忙做饭打水，照顾伯承的父母，把老两口哄得乐呵呵的。 那时候的媳妇讲究“服帖”，但她不是完全无主见的那种，而是一边干活一边观察，一个字不多说，全都放在手脚里。 三年后成婚。 那年刘伯承十八岁，程宜芝十六。 新婚那阵子，刘伯承心里其实还是有抵触情绪的，但程宜芝从不抱怨，日子就这样磨成了日常。 没多久有了儿子，取名刘俊泰。 那几年过得很平静，小屋、小院、小田地，和别家没什么两样。 但这日子没过几年就起了风。 辛亥革命爆发，刘伯承剪了辫子、提了枪，走了。 他没留下太多交代，只说了句“仗剑拯民于水火”，头也不回地去了川军。 程宜芝没拦。 她不是那种要死缠烂打留住男人的性子，只是转身把灶膛烧得更旺些，把孩子照顾好，把公婆伺候好。 从那以后，刘伯承基本上就没怎么回过这个家。 他转战南北，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后来又接触共产党、研究马列主义，慢慢地脱胎换骨，成了那个要“革命到底”的人。 程宜芝这边，就成了被历史留在原地的那一位。 她没有出去闹革命，也没被谁表彰为“烈属”或者“英模”，就是默默种田、喂猪、照顾儿子。 她守着几间草屋过日子，婆婆病了就亲自喂药、擦身，直到送终；儿子读不起书，她自己去借钱给他交学费；邻里哪家鸡飞狗跳了，她也从不多嘴，只管自家门口那几尺地。 可惜这个儿子，没学成什么像样的东西。 没有父亲在身边打理，加上家里又没太多约束，渐渐学坏了。 最开始是偷懒、好吃懒做，后来又赌钱抽烟，再后来染上鸦片。程宜芝劝过、打过，骂也骂了，求也求了，最后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越来越不像话。 到了二十年代末，刘伯承人在上海。 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身份危险，随时有可能被逮。 于是他找关系把儿子接来，一是希望管教一下，二也是需要有亲人在身边做掩护。 结果这孩子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和舞女混在一块儿，要钱还口气硬：“我准备结婚，给钱。” 刘伯承那时候口袋里哪有什么余钱，全靠地下组织接济，他说自己一不做官、二不经商，没钱是事实，而且就算有也不会给，“你成年了，应该自立。” 结果儿子转身就把他们的住处泄露给了巡捕。 为了钱，差点卖了自己的亲爹。 这事刘伯承知道后，气得当场把他赶回四川老家，断了父子关系。 这之后的几十年，程宜芝又回到了“一个人的日子”。 儿子在家不争气，她一边担心，一边还是把日子一刀一刀往下切。 她知道刘伯承不可能再回来了——他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站稳了脚，她自己才是那个留在山谷里、坐在灶膛边生火做饭的影子。 她没有再嫁。 那个年代的妇人，大多数都把婚姻看成一场“一辈子”的事，哪怕对方再没消息，也不愿意改口改姓。 到了解放初年，刘伯承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已经是国家的柱石人物。 那个曾经在村里装傻的少年，如今是元帅，是真正挑千斤重担的人。 他终于想起了那个曾在灶边忙碌的女人。 几十年没联系，不知道她如今是否还在，不知道她恨不恨他。 他不敢亲自回去，只是托人带了口信，说想见一面。 程宜芝听后，没有激动、没有责怪、也没有眼泪。她只是摇摇头，说：“你不要回来，我也不去你那里，我对你毫无怨言。” 对方劝她，说如果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找刘元帅帮忙。 她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大的困难，我和儿子得到政府照顾，每月有五斗米补贴。我只希望他勤勉国事，把老百姓的担子挑好。” 这番话传回来，很多人听了都很动容。 1957年，程宜芝因病去世。 没有大场面，也没有特别交代，她的坟，就在刘家老屋后面，旁边是婆婆的墓。风一吹，坟头的草也不会太高——因为附近村里每年还是有人来割，留出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