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国军103师起义后，我军希望他们去截击23军。然而，103师师长曾元三却表示：“截击 23 军，这种事不地道，我做不来！” 1949 年 10 月 17 日，广东三水西南镇的江面上，几百艘木船正缓缓向北岸靠拢。 船头站着一位身着国军少将制服的中年军官，他便是国民党第 39 军 103 师的师长曾元三。 他目光望向江对岸，解放军战士手中的红旗正迎风飘扬。 此刻，他的内心比江水还要汹涌 —— 就在一天前，他刚刚拒绝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 “最后要求”。 解放军第 14 军代表范子明在临时会议室中说道：“曾师长，堵截 23 军是起义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你们师若能帮我们切断 23 军的退路，广东战役的历史都得改写。” 曾元三沉默不语，眼睛紧盯着桌上的军用地图。 地图上，代表国民党军的蓝色箭头正从广州向湛江移动，而 23 军的位置，恰好卡在 103 师的防区与解放军主力之间。 曾元三突然开口道：“范代表，我在缅甸战场上见过太多的死人堆，实在不想再让自家兄弟相互厮杀。” “39 军和 23 军都是余总司令手下的部队，当年在韶关驻防时，23 军军长刘安琪还请我喝过茅台。” “如今他们战败了，我们不能落井下石！” 说着说着，曾元三的思绪瞬间回到了 1944 年的滇西战场。 那时，他是第 8 军 82 师 245 团的团长，正带领部队参与松山战役。 在阴登山阵地上，他亲眼目睹士兵们用身体滚过日军的雷区，用刺刀撬开敌人的机枪巢。 “弟兄们，给我把这山炸平！” 他大喊着点燃了导火索。 10 吨 TNT 炸药将松山顶炸得翻了个底朝天，然而，245 团 1309 名官兵中，有 442 人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 曾元三对范子明说。 “103 师的弟兄们跟着我从东北打到广东，血已经流得够多了。” 他指着窗外正在上船的士兵，说道：“你瞧瞧他们，哪里还有半点打仗的劲头？” 范子明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码头上的国军士兵大多低着头，枪托在地上拖着，毫无精神。 深夜，在指挥所里，曾元三的参谋长牟龙光仍在劝说他。 “师长，堵截 23 军可是表忠心的关键啊！不然解放军怎么会信任咱们？” 曾元三猛地转过身，眼中带着一丝怒气，说道：“龙光，你跟了我十年了，还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照片。 “这是夏华杰，我在缅甸战场的副官。他为了救我，被日军炮弹炸得尸骨无存。” 照片上，两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并肩站着，背后是大片的树林。 “今天我们要是去截击 23 军，” 曾元三的声音低沉下来。 “明天就会有人来截击我们。这仗都打了二十年了，也该让老百姓喘口气了。” 他抓起桌上的电话。 “给我接通 14 军军部，我要直接和李成芳军长通话。” 电话接通后，曾元三挺直了腰杆。 “李军长，堵截 23 军这事儿，我实在办不到。但我以军人的荣誉保证，103 师绝对不会向贵军开一枪。” 在 14 军军部，李成芳军长放下电话，陷入了沉思。 旁边的陈赓司令员突然笑道：“这个曾元三，倒是个实在人。” 他拿出钢笔，在作战图上画了个圈。 “既然他不愿意打，那咱们自己来。命令 41 师迅速向前穿插，一定要比 23 军先抵达阳江渡口。” 李成芳立刻明白了陈赓的意图：“司令员是想借 103 师的防区作为掩护？” 陈赓点了点头：“没错，让曾元三的部队在原地休整，我们从旁边绕过去进行包抄。” 两天后的阳江围歼战，解放军仅伤亡 246 人，却歼灭了国民党军 4 万多人。 曾元三听说 23 军军长刘安琪乘坐小船逃走了，长叹一声：“各为其主，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而解放军的战报中，还特别提及了 103 师的 “默契配合”—— 他们在关键地点按兵不动，为围歼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50 年 2 月，曾元三带着 103 师的花名册前往贵州军区报到。 接待他的人一看，吃了一惊，花名册上多了 2700 个名字 —— 那是他在起义途中说服过来的 91 师官兵。 曾元三苦笑着说：“刘体仁师长原本想战死在战场上，我跟他说，留着性命给老百姓种地不好吗？” 在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期间，曾元三跑遍了全省的偏远山区，运用当年在缅甸学到的农业技术帮助农民改良庄稼。 1986 年临终前，他拉着妻子夏华珍的手说：“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没让 103 师的弟兄们再打内战。” 夏华珍含泪点头，她知道丈夫一直铭记着一句话：真正的军人，枪口不能对准自己人。 后来，有人问起曾元三当年为何如此坚持不截击 23 军，他总是说：“都是中国人，打了这么多年，够了。当兵的，保家卫国是本分，可不能把枪指向自己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