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央会议讨论出兵越南问题，会上，各将领态度有所不同，其中，叶剑英元帅和粟裕大将就反对出兵，但谁也没想到，陈云接下来的一番话，直接让邓公下定了出兵决心。

​1979年，刚把美国人赶跑，越南的自信心可以说是爆棚了。仗着苏联在背后撑腰，拿着我们当年援助的武器，就开始在中越边境搞事情，驱赶华侨，侵占我们的领土，越来越放肆。

这口气，咱们能咽下去吗？

换谁都咽不下。但问题是，打仗不是吵架，不是说干就干的。这背后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当时中央专门开了个会，讨论的就是这个事。气氛，可想而知，非常凝重。

会上，不少将领都义愤填膺，主张必须打，要把越南这个“白眼狼”打疼、打老实。但也有两位重量级人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位是叶剑英元帅。叶帅久经沙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考虑问题，向来是从全局出发。他的担忧很简单，也很致命：我们北边，还盘着一头“北极熊”——苏联。中苏关系那时候已经降到冰点，边境上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如果我们把主力部队调到南方去打印越，万一苏联从背后捅一刀，那后果不堪设想。这可是两线作战的险境，兵家大忌。

另一位，就是被军迷们奉为“战神”的粟裕大将。粟裕打了一辈子仗，尤其擅长组织大兵团作战。但他当时也反对立即出兵。他的理由，比叶帅更偏向于军事层面，也更具体。

粟裕认为，咱们的军队，有十多年没打过大仗了。自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后，部队的训练，尤其是在那段特殊时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很多部队的新兵比例很高，战斗力跟巅峰时期没法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部队里很多干部，连地图都看不明白，这仗怎么打？

而且，越南刚跟美国打了十几年，军队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熟悉丛林作战。咱们的军队，要去陌生的亚热带山地丛林里，跟一支刚刚打赢胜仗的军队交手，胜算有多少，伤亡会有多大，这都是未知数。粟裕一辈子用兵谨慎，从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他看来，当时出兵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个都不占优。

这两位的意见，分量极重。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元帅，一个是公认的“战神”，他们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一时间，会议陷入了僵局。拍板的邓小平同志，也陷入了沉思。

这个决心，太难下了。打，有被苏联卷入的风险，有伤亡巨大的可能；不打，南边的气焰会更加嚣张，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安全会受到持续的挑衅。这就像一个天平，两边的砝码都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平时不太管军事，一心扑在经济建设上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陈云。

​他没有长篇大论，只讲了三点核心意思。

第一，他明确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说，我们是“自卫反击”。是越南人先动的手，我们是被迫还击，在道义上、在国际法上，我们都站得住脚。这一下子就给行动定了性，师出有名。

第二，他精准地预判了苏联的反应。这正是大家最担心的。陈云分析道：“苏联跟我们接壤的边界那么长，它真要打我们，从哪儿打？它也要考虑。它现在的主要精力在欧洲，在跟美国搞争霸。越南只是它的一颗棋子，为了这颗棋子，它会不会跟我们这个大国全面开战？我看不会。” 他接着说，苏联最大的可能性是观望，是谴责，是援助越南，但绝不会贸然出兵。因为它也怕陷入战争的泥潭，影响它的全球战略。

第三，基于对苏联的判断，他提出了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那就是八个字：速战速D决，绝不恋战。就像大人教训不听话的孩子，冲过去，打几巴掌，让他知道疼，然后马上回来。只要我们行动够快，在苏联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把仗打完，把越南北部的主要军事力量摧毁，然后就撤兵。这样，既达到了教训的目的，也让苏联失去了干预的借口和时机。

邓小平同志听完，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他当即拍板：“就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巧妙地向世界传递了信息。随即，东西两线数十万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向越南。许世友上将在东线大开大合，杨得志上将在西线稳扎稳打。

​我军确实在初期因为对地形不熟、战术有些僵化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比如，有些部队还在用打国内战争时期的穿插战术，结果在复杂的山地丛林里迷了路；还有的部队过于依赖坦克和装甲车，结果在狭窄的山路上被越南人的单兵火箭筒打了伏击。

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许世友将军的功绩。他所在的东线是主战场，承担了最艰巨的攻坚任务。中央下达的“速战速决”命令，本身就意味着要承受更大的伤亡风险来换取时间。许世友坚决执行了这一战略，打出了国威军威。

战争仅仅用了28天，我军就攻克了谅山等一系列重镇，兵锋直指河内。随后，我们宣布惩罚目的已经达到，开始主动后撤。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而北边的苏联呢？果真如陈云所料，除了在舆论上疯狂谴责，调动了一些部队做做样子，全程“围观”，不敢有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