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敲开了周总理办公室的大门。没想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周！十年前，你可是答应过我一个请求的！”   1949年秋，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中年人站在中南海门前，他请求拜见周恩来，门卫犹豫片刻，最终让他进了总理办公室。   他走进去，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周！十年前，你可是答应过我一个请求的。”周恩来看着他，眼中浮现出十年前在延安窑洞里并肩奋斗的回忆，马海德等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十年。   他的中文名字是马海德，本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家中清贫，父亲靠做零工维持生计，他八岁那年患上流感，兄妹也相继病倒，一位年迈的医生不收分文，挨家挨户上门诊治，那一刻他决定长大后做一个能给穷人看病的医生。   成年后，他考入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院，1933年，23岁的他拿到医学博士学位，父母盼他回国行医谋个体面生活，他却决定远赴中国考察热带病。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他们三人在慈善医院工作，试图开展一些研究，不久同伴们先后离开了中国，马海德独自留下。   他见到的是另一幅中国的面貌，医院门口挤满了无钱就医的百姓，工人咳嗽发烧却不肯请假，高楼大厦的背后，是弄堂里的贫民窟，肮脏混乱，孩子瘦得肋骨突出。   他开始为穷人免费行医，也在工厂做调研，记录工人肺病、皮肤病的发生状况，他把数据整理成报告，投稿到英文医学杂志，引起了一些关注。   1934年，他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宋庆龄，这段缘分成为他与中国命运绑定的起点，在她的鼓励下，他将诊所变成了秘密联络点，为中共传递情报、掩护活动。   他常说一个医生不止是给人治病，也该给社会治病，他接触到更多底层工人和进步青年，他们的信念和热情，让他渐渐改变了最初单纯做研究的想法。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准备前往陕北采访红军，宋庆龄建议让马海德同行并兼任随行医生，他们翻山越岭，走进黄土高原上的延安。   当时红军物资匮乏，条件极为艰苦，马海德住在土窑里，拿竹筷削成夹板，用蒸锅消毒器械，药品紧缺，他和卫生员自己熬制药膏，他亲眼见到不少伤员因为伤口感染而死，心里非常难受，他白天巡诊，晚上整理病例和治疗方案，几乎没有一天休息。   他开始学习中文，换上灰布军装，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吃黑面馍，喝菜汤，慢慢地大家不再叫他“洋医生”，而是喊他“马大夫”。   1937年，他郑重地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同时也表达了加入中国国籍的愿望，战争时期条件有限，党组织希望他继续工作，关于国籍问题则承诺等到将来解决。   抗战时期他随部队南征北战，从华北到山东、再到西南边陲，他带领医疗队深入战场，成立流动救护站，还为地方民众培训医务人员。   他曾用马粪提取青霉素，用树皮制成退热药，处理过上千例骨折和感染，他用笔和纸记录每一例治疗情况，在战火中也从不松懈。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美国方面三次劝他回国，还承诺给予教授职位，他婉拒所有邀请，回到北京后主动找到周恩来，提醒了那句十年前的承诺。   周恩来当即批示，1950年，马海德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正式归化的外国人，他没有庆祝，只是继续穿着旧棉衣，每天挤公交上下班。   从1950年代开始，他推动建立麻风病防治制度，引进国际药物，建立康复站，他推动在各地设立康复种植场，让患者自给自足，重新融入社会，他的方案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中国的麻风病发病率逐年下降。   1988年，他因癌症去世，终年78岁，马海德把一生奉献给这片土地，从未要求回报，他相信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把自己交给人民，是对这份信念最诚实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