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敲开了周总理办公室的大门。没想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周，你十年前答应过我的事，还算数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北京的风带着初冬的寒意拂过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门被敲响，一位面色坚毅的中年男子走进来，他有着高鼻梁和一双浅色眼睛，脸上带着旅途的风尘，他看着眼前的总理，话语铿锵而直接，他已经等这一天，整整十年。 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延安的冬天格外寒冷，青年医生马海德坐在窑洞的煤油灯下，和周恩来谈了许久，那时的他，已经在陕北生活了一段时间，跟着红军部队走村串寨，给战士治病，也为老百姓送药。 那一晚，他郑重地说起，如果将来有一天新中国成立，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这番话并不突兀，早在踏入延安的第一天，他就悄然把自己的原名“乔治·海德姆”放在了心底，大家都叫他“马大夫”，这个称呼比他的国籍更贴近他的身份。 追溯他的来华之路，要从更早说起，1910年，他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移民家庭，8岁那年，一场流感席卷而来，一位本地医生不计报酬地上门为他们一家治疗，那份善意在他年幼的心中埋下种子。 成年后，他在日内瓦大学攻读医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那年，他看到报纸上关于中国热带疾病流行的报道，决定前往上海“短暂考察”，可当他亲眼目睹贫民窟里一排排病人，诊所外蜷缩着等候施药的人群，他开始动摇“短暂停留”的念头。 1936年，宋庆龄委派他陪同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翻越封锁线、穿过黄土高原，旅途艰辛，但抵达保安之后，他的想法彻底改变了，在那里，他看到赤脚医生在昏暗灯光下接生，看到战士在战壕里仍努力拄着拐杖巡逻。 他原以为这些“共产党人”只是理想主义者，但现实中的他们坚定、朴素、甚至带着几分浪漫的牺牲精神，那时他已经不再以“旁观者”自居，也从未告诉斯诺他的去向，乔治·海德姆仿佛从人间蒸发，而“马海德”诞生在这片红色土地。 此后几年里，他逐渐融入延安生活，他学着说一口带着口音的中文，不仅在简陋的诊所看病，还自学修理眼镜、钢笔，甚至为战士磨刀。 他在延安娶了一位同样是医生的中国妻子周苏菲，这段中外结合的婚姻成了根据地里的佳话，日子虽苦，却沉实有力，他也在那段时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外国党员之一。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北平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几个月里，他居住在后海一处年久失修的小四合院，国家打算为他安排条件更好的住房，他却坚持留下原处。 他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领着与本地人一样的薪水，甚至主动提出取消“外国专家”待遇，他常说，他不是来“支援中国”的人，而是中国的一分子。 1950年代初期，麻风病在中国仍广泛存在，很多患者因外貌变形而被迫离群索居，甚至遭到歧视与隔离，马海德志愿加入这项棘手的工作，他深入西南、西北偏远地区，住帐篷、吃粗粮。 他总是第一个走进病房，不戴口罩，不穿防护衣，只是一袭白褂，他走到病人跟前，伸出手，触碰那些被家人遗弃的皮肤，对他而言，这是尊重与平等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传达。 几十年间，他带领防治小组制定诊疗方案，培训医生，建立数据资料库，他知道，一场病的治疗不仅仅是药物的问题，更是对社会观念的挑战。 他常常一边治疗，一边劝导村民不要害怕麻风病人，告诉他们这种病是可以治愈的，工作之余，他还会一封封地写信给偏远村寨的病人，用简洁的语言鼓励他们坚持治疗。 时间进入1980年代，他的身体开始衰退，医生诊断他患有前列腺癌，他却像多年前初到中国那样，拖着身体四处奔波，为麻风病防治筹资。 他曾多次远赴国外拜访机构，寻求项目合作，他不是为了奖章或赞誉，事实上，他获得的多个国际奖项从未主动提及，只是在文件资料中被人悄悄发现。 这位曾穿越半个地球来中国的洋医生，从没要求任何荣誉，他曾说过一句简单的话：“我是一名中国人。”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用一生完成的承诺，在他心中，信任与选择的分量，远比那纸公民证书来得沉重得多。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共青团中央——加入中国共产党，拯救50万中国人的美国医生：我不走！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