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立即赶到老战友家，看到炕上老人颧骨高耸，盖着补丁摞补丁的破棉絮，正是他长征路上拜把子的兄弟侯礼祥。杨得志当场震怒，这一声怒斥如惊雷般炸响，也揭开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侯礼祥的故事始于1929年的江西。17岁的他揣着半袋糙米投奔红军，登记名册的文书听他说“小名叫礼祥”，便在簿子上写下“李祥”。   这个笔误成了他命运里第一道隐秘裂痕。在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他跟着团长杨得志从湘江战役打到强渡大渡河，颈后被子弹穿洞那次，是杨得志背着他爬过三座山才找到医疗队。   1936年红军会师时，他已凭着五次负伤的战功当上红一师三团团长，当时的师长陈赓总说“礼祥这娃，骨头比刺刀还硬”。   转折发生在1939年。叶剑英将因腿伤无法再上前线的侯礼祥叫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交给他一个黑皮箱——里面是红军团长的身份证明和地下工作暗号。   “到江陵当联保主任，给党送情报。”叶剑英拍过他的肩膀。为保密，他把箱子藏在侯家祠堂横梁上，自己换上长衫，成了乡亲们眼里“替国民党办事的汉奸”。   1943年一个雨夜，箱子被小偷撬走，他追了三里地，最终只捡到几片碎木片。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揣着模糊记忆找过江陵县委。接待的干部翻遍档案，没找到“侯礼祥”，只在边角处看到“李祥，红一师三团团长，1939年调地方工作”的记载。   “同名的多了去了。”干部丢下这句话，让他回乡等候。他跟着乡亲们下地种稻，学放牛，牛绳磨破手心，就想起当年握枪的老茧。   有人问起过去，他说“打过长征”，换来的多是撇嘴：“就你？放牛都放不明白。”   1957年的一场运动中，他当过“联保主任”的事被翻出。有人举着他当年穿长衫的照片喊“特务”，他想辩解自己是地下党，却拿不出任何凭证。   此后十年，他在农场挑粪、割草，腰弯得越来越深。   1961年春天，他从糊墙的旧报纸上看到“杨得志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消息，借着马灯光写了封信，把强渡大渡河时杨得志教他游泳、腊子口战役背他突围的细节写了满满三页。   信寄出去三个月，杨得志的回信到了。   信纸泛黄，字迹有力：“礼祥吾弟，见字如面，你我强渡大渡河时共饮一壶水的情谊，此生不忘……”侯礼祥攥着信去找公社书记，对方扫了一眼就扔在桌上。   这封信后来被锁进抽屉，直到五年后他再次看到杨得志的消息。   1971年深秋，60岁的侯礼祥揣着两个红薯，从公社林场出发，步行到沙市码头，扒上开往济南的煤车。   到济南军区门口时，他鞋帮磨穿，脚趾露在外面，门卫见他手里攥着半张写着“杨得志”的报纸，才让他进去。杨得志正在外地考察，工作人员让他写下经历。   他趴在招待所的桌上，把长征路上吃过的草根、负过伤的位置都画了下来。   杨得志回来看到这些，在办公室哭了半晌。他总以为侯礼祥牺牲在了某次战斗里，没想到老兄弟竟在乡间受苦。   他当即寄去200元钱和一封介绍信，让侯礼祥找武汉军区的曾思玉。这封信回到江陵，又成了“模仿笔迹”的罪证。   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第一件事就是驱车下乡，于是有了开头那幕。   在小屋内，杨得志解开侯礼祥的衣襟，看到他胸口那道月牙形的伤疤——那是飞夺泸定桥时被弹片划的，当年还是杨得志用绑腿给他包扎的。   “这伤疤就是凭证。”杨得志红着眼眶对跟来的县委干部说。他随后找来杨勇、叶剑英联名作证，把侯礼祥的经历写成材料上报。   1974年春天，江陵县委门口贴出公告，确认侯礼祥“红一师三团原团长，享受老红军待遇”。   领到第一个月40元补贴那天，侯礼祥买了瓶烧酒，坐在当年藏黑皮箱的祠堂门口，对着空荡荡的横梁喝了半晌。   1991年侯礼祥去世时，床头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和杨得志在1975年的合影，两个白发老人并肩站着。   另一张是泛黄的红军名册复印件，“李祥”两个字被红笔圈了出来，旁边添上了“侯礼祥”三个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