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后，三峡100多万人都迁移，当时有上海、广东、山东、江苏等11个省可供选择，移民经费400亿，每家包20年的安置费，每年都有600元补助，上到80岁老人，下到3个月婴儿，都要举家搬迁。   长江三峡大坝的建设，是中国近现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一项伟大壮举，其背景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还深深嵌入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政治、经济与科技变革中。其构想并非一蹴而就，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曾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过关于长江治理的设想。   他认为，宜昌以上的长江水流湍急，适宜修建水闸堰，使舟船能够逆流而上，同时还能有效利用水力资源。设想的提出，既反映了孙中山对水利开发的远见，也为后来的三峡大坝工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进入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不久，国民政府便开始与外部力量合作，考虑如何利用长江水力资源以促进经济建设。1940年代中期，美国垦务局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始对三峡工程进行初步的勘测和设计工作。美国垦务局的总工程师萨凡奇曾亲自赴华考察，尽管由于种种政治与战乱原因，合作未能最终实现，但它为日后的三峡工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考和经验积累。   到了1980年代，国家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度逐步升温。1983年，国家水利电力部正式提交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开始进行前期的勘测与准备工作。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该报告，标志着三峡工程正式进入论证阶段。此时的中国，经济改革逐渐深入，社会各方面发展需求急剧上升，水力发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三峡大坝的建设，恰恰是满足需求的关键。   1986年至1988年，国务院特别召集了全国顶尖的水电专家，包括张光斗、陆佑楣等412位专家，组成了一个专项工作组，分14个专题对三峡工程进行了详细论证。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从技术角度来看，三峡工程是完全可行的，而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角度来说，建设三峡大坝的好处远大于不建。更重要的是，专家们一致认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这一结论的提出，使得三峡工程的建设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   1992年3月，三峡工程的建设议案由总理李鹏等国务院领导提交至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进行审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与权衡，最终于4月3日获得通过，标志着三峡大坝正式进入建设期。   直到1993年的春天，一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决议在北京的中南海悄然诞生。中央政府正式通过了兴建三峡大坝的方案，誓要用这座大坝驯服长江，减少洪涝灾害，发展水电事业，让三峡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消息传到三峡沿岸，千万百姓的命运就此改写。一个叫王大发的农民，在田埂上望着涨落无常的长江，心中五味杂陈。昨日的一纸公文，宣告他世代耕耘的土地将永远沉入江底。175米，这是大坝建成后库区的水位线。他脚下的农田，他父母的房屋，都将被彻底淹没。举目望去，两岸青山如黛，白帆点点，一派秀美景致。但不久后，这里将是一片汪洋。   ＂搬就搬吧，国家建设需要，我们就应该支持。＂王大发心里有万般不舍，嘴上却只轻轻说了一句。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30多年，祖祖辈辈都葬在这里。但大势已定，个人的悲欢又能挽回什么呢？王大发走回家里，开始盘点家当，为搬迁做准备。再过些时日，这个家就要四分五裂了。   消息陆续传开，沿岸百姓议论纷纷。有人惋惜，有人担忧，但更多人还是愿意服从大局。＂国之利者，在我必行＂的信念，在百姓心中扎根已久。大家都知道，三峡大坝建成后，将为国家带来巨大利益。虽然个人要做出牺牲，但国家发展迫在眉睫。毕竟，这是一个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抉择，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命题。   1993年，三峡工程的启动，一场空前的大迁移也拉开了序幕。中央决定对三峡库区的百万居民实施异地安置，涉及重庆、湖北两省的11座县城。根据规划，这些居民将被分散安置到本省其他地区，甚至东部和南部沿海各省。   异地搬迁是个艰难的抉择。许多村民世代居住在三峡，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繁衍生息。离开家园，前往陌生的土地，谈何容易？但为了国家的利益，无数移民还是踏上了迁徙的旅程。他们告别父老乡亲，背井离乡。   三峡移民被分散到天南海北，文化习俗、饮食起居都要重新适应。李大姐刚到广东时，面对陌生的方言和食物，一度非常不习惯。但在政府的安置帮助下，她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儿子在新学校交到了朋友，丈夫也找到了新工作。尽管思乡的情绪时常泛起，但全家人还是慢慢扎根在这片新土地上。   为了妥善安置移民，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移民经费高达400亿元，每个家庭都能获得20年的安置费，每年还有600元的补助。从80岁的老人到3个月的婴儿，都在国家政策的庇护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尽管过程充满艰辛，但移民们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三峡工程的顺利推进，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