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因洗衣服被邻居打了一耳光，他62岁的妻子杨绛立即冲上去还手，没想到被邻居按在地上，提起来，又摔下，最后狠狠扔到一堆木架上。 1973 年深秋的北京，钱钟书家的小院里，刚满 30 岁的钱瑗正蹲在石板地上搓洗衣服，肥皂水顺着她冻得发红的手指缝往下滴。 突然，隔壁的王姓邻居猛地推开门闯进来，指着钱瑗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个小贱人，敢往我院子里泼水！” 钱瑗还没说完“我没有啊，许是风吹过去的……” 一记响亮的耳光已经甩在她脸上。 “你敢打我女儿！”62 岁的杨绛像阵风似的从里屋冲出来。她此刻却像头护崽的母狮，扑过去就抓住了邻居的胳膊。 邻居是个壮实的中年男人，反手就把杨绛推倒在地。老太太挣扎着爬起来，指甲深深掐进对方胳膊：“你再动她一下试试！” 男人被惹恼了，抓起杨绛的后领提起来，又狠狠掼在地上。杨绛的额头磕在石阶上，渗出的血珠混着灰尘粘在眉骨。 但她爬起来还要往前扑，这次男人把她抡起来，重重摔在院角的木架上。那些用来晾晒衣物的竹竿噼里啪啦倒下来，压在她单薄的身上。 “妈！” 钱瑗尖叫着扑过去，想把母亲从竹竿堆里拉出来，却被男人一脚踹在膝盖上。她跪倒在地时，看见母亲从竹竿缝里伸出手，虚弱却坚定地说：“圆圆，别怕。” 钱钟书这时才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他本就不善争执，此刻更是急得浑身发抖，却死死抱住男人的后腰：“有话好好说，别打女人……” 男人回身一拳打在他胸口，钱钟书闷哼一声，却死活不肯撒手。 这场混乱直到巡逻的民警赶来才得以平息，而杨绛被扶起来时，第一句话是问民警：“我女儿脸上的伤，能验出来吗？” 后来在派出所做笔录时，邻居一口咬定是钱瑗故意泼水。 杨绛坐在硬板凳上，额头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声音却异常平静：“我家圆圆自小连踩死只蚂蚁都要难过半天，她会故意泼水？您可以去问问院里所有邻居，这孩子长到三十岁，跟谁红过脸？” 她顿了顿，看向记录员，“倒是这位邻居，前几日借我家的煤炉没还，我女儿去要，他就骂过一次了。” 民警后来走访核实，果然如杨绛所说。那男人最终被批评教育，还了煤炉。 但钱瑗右脸颊上的指印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消退，杨绛给她边敷脸边轻声说：“圆圆，疼就哭出来，在妈面前不用忍着。” 钱瑗摇摇头，握住母亲的手：“妈，我不怕疼，就是觉得委屈。我们明明没做错什么……” 杨绛叹了口气，把女儿搂进怀里。 这个总是挺直腰杆的老太太，此刻肩膀微微颤抖：“这世上不是所有事都讲道理的。但咱身子可以受委屈，心不能屈。” 1959 年钱瑗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次离开家住宿。 杨绛说，“要是有人欺负你，别硬碰硬，先回来告诉爸妈。” 钱瑗抱着布包笑：“妈，我都十八岁了，谁还能欺负我呀。” 杨绛戳戳她的额头：“在我眼里，你永远是需要护着的小丫头。” 1966 年夏天，动荡的浪潮席卷校园，钱瑗被污蔑 “成分有问题”，红卫兵要拉她去批斗。杨绛那天正在单位被审查，听说消息后硬是冲破阻拦跑回学校。 她站在批斗台旁的台阶上，当着数百人的面大声说：“我女儿的成分，我最清楚。她外祖父是爱国实业家，父亲是知识分子，她自己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三好学生。你们要批斗她，先批斗我这个当妈的！” 红卫兵想把她赶走，她就坐在批斗台边不走：“要批斗，把我也加上。我女儿犯了什么错，我这个当妈的都担着。” 她就那样坐着，从中午一直到天黑，中间有人往她身上扔脏东西，有人推搡她，她始终挺直腰杆。最后校领导实在没办法，只好让钱瑗先回家。母女俩走在漆黑的校园里，杨绛紧紧攥着女儿的手，月光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其实杨绛护女儿，从来不是没有原则的溺爱。 钱瑗小时候打碎过父亲最珍爱的青花瓷笔洗，吓得躲在衣柜里不敢出来。杨绛找到她时，没有责骂，只是蹲下来问：“是你打碎的吗？” 钱瑗点点头，眼泪啪嗒啪嗒掉。 杨绛说：“打碎了就打碎了，东西再贵重，也不如诚实重要。去跟你爸爸认个错，他会原谅你的。” 钱瑗磨磨蹭蹭走到钱钟书面前，低着头说：“爸爸，对不起，我把您的笔洗打碎了。” 钱钟书正在心疼他的笔洗，刚想发作，看到女儿通红的眼睛，又把话咽了回去。这时杨绛端来一盘刚切好的西瓜：“老钱，笔洗碎了能粘，孩子的心要是怕了，可就难复原了。” 钱钟书看看妻子，又看看女儿，最后叹了口气：“下次小心些就是了，过来吃西瓜。” 1997 年钱瑗患癌住院，已经 86 岁的杨绛每天骑着三轮车去医院送饭。寒冬腊月里，她裹着厚厚的棉袄，顶着北风蹬车，好几次差点滑倒在结冰的路面上。 护士劝她让护工代劳，她摇头说：“我女儿就爱吃我做的菜，外面买的不合她胃口。” 钱瑗在病床上看着母亲冻得发紫的耳朵，心疼得直掉泪：“妈，你别来了，我不饿。” 杨绛笑着给女儿掖好被角：“傻孩子，哪有不饿的。你好好吃饭，才能快点好起来。” 她从保温桶里拿出精心熬制的鸽子汤，一勺一勺喂给女儿，就像钱瑗小时候生病时那样。 直到钱瑗生命的最后时刻，杨绛还在她耳边轻声说：“圆圆，别怕，妈在这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