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甘肃，男子因殴打一老人被拘留5日罚款200元。事后声称，被打老人寄宿在自己家时，半夜只穿一条裤衩跑到自己卧室，当着自己的面对自己妻子动手动脚，自己才忍无可忍动的手！是事出有因，且是正常的反应，不应当给予处罚。与警方对簿公堂。法院判了！ 半夜惊醒，发现妻子床边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哪个男人能忍，更何况，那只不规矩的手已经伸向了自己患有抑郁症的妻子。杨某的怒火在那一刻被瞬间点燃，他本能地冲上去就是一顿暴打。 可法律的判决却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他一个丈夫，因为保护妻子，反倒因“故意伤害”被拘留罚款。更让他憋屈的是，从行政复议到一审、二审，再到向高院申请再审，他一路败诉。 故事要从杨某夫妻的一份善意说起。他们好心收留了六十多岁的程某在家借宿一晚，谁知这份善意却引狼入室。2022年11月13日凌晨，程某只穿着一条内裤，悄悄摸进了杨某夫妻的卧室，伸手抚摸了杨某妻子小程的小腿。本就因病精神脆弱的小程当场惊醒，尖叫出声。 妻子的惊叫也叫醒了杨某。他一开灯，眼前的景象让他的血一下冲上了头顶：程某光着上身站在床边，手还没来得及缩回去。那一刻，愤怒吞噬了理智，杨某对着程某拳打脚踢。结果程某脑震荡、左眼挫伤，鉴定下来是三处轻微伤。 警察介入后，事情的走向开始变得魔幻。杨某等来的，不是对程某猥亵行为的处罚，而是对自己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5日，罚款200元。 杨某彻底懵了，他想不通。他认为，自己是在制止犯罪，是程某猥亵在先，自己怎么就成了违法者，他觉得警方适用法律有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用来惩罚流氓无赖的，不是用来对付一个在自己家里保护妻子的受害者的。 更何况，程某的恶行导致妻子病情加重，于情于理，自己都不该被罚。他也提到了“首违不罚”，说自己没有主观恶意，不该受罚。 警方的逻辑简单又直接：杨某打了人是事实，程某受伤也是事实，两者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殴打他人就得受罚。 警方也表示，他们已经考虑到了程某有过错在先，所以才对杨某从轻处理，给了个法定范围内最轻的处罚，这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至于杨某最愤愤不平的一点，为什么不处罚程某，警方也给出了答案。他们确实对程某的行为进行了调查，但最终做出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也送达到了杨某手里。 这里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程序问题：杨某在法定期限内，并没有对这份“不予处罚”的决定提出复议或诉讼。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为自己“伸冤”上，却错过了追究对方责任的法律窗口。 于是，一场漫长的法律拉锯战开始了。杨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驳回；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败诉；继续上诉，二审还是败诉。他不甘心，最后向高级法院申请再审。 高院的审查，最终给这场纷争画上了句号。法院认为，杨某殴打年过六旬的程某并造成轻微伤，事实清楚。警方考虑到前因后果，给予减轻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也没错。 杨某声称自己没有伤人故意，只是“正常反应”，这个理由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而他现在才拿程某未被处罚说事，也已经过了法定的追诉期。最终，高院裁定：驳回杨某的再审申请，一个被侵害的家庭，最终以丈夫败诉收场，这个结果，听起来确实让人五味杂陈。 按法律的逻辑来，它不轻易采纳“事出有因”作为免责的挡箭牌。法律对正当防卫的界定极为严格，核心是“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是在侵害停止后进行“报复”。 当杨某开灯时，程某的猥亵行为实际已经因被发现而中止，杨某随后的暴打，在法律上就被视为了“事后报复”的斗殴，而非“正在进行”的正当防卫。即使程某错得离谱，杨某也没有权力用超出限度的暴力去“私了”。 杨某最正确的做法，本该是在控制住程某后立刻报警，然后把所有的证据和诉求交给警方，当他对警方的处理结果不满时，无论是对自己处罚的决定，还是对程某不予处罚的决定，都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走法律程序去抗争。 可他没有。他像大多数人一样，跟着感觉走，结果在法律的迷宫里步步走错，这或许就是法治社会的冷酷之处。它要求每一个人，无论多么愤怒和委屈，都必须克制住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原始冲动，转而信任并运用程序化的规则。 这个判决是在维护一个更根本的原则：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哪怕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否则，社会将退回到“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丛林法则，当然，也有人觉得杨某委屈，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反而是这样的结果。 信源：裁判文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