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得知李敏怀孕后，担心女儿身体做主道：你在家待产吧 “爸，我真能按时返校吗？”1962年8月中旬的北戴河，海浪翻滚，李敏捂着微隆的腹部，声音里有几分犹豫。毛主席闻声抬头，手里的文件被海风翻动，他看了女儿一会儿，没有立刻回答。 海滩人不多，王海容正蹲在一旁拾海螺。她抬眼见毛主席走来，顺势把螺壳递给李敏，打趣道：“留着给小外甥听海声。”一句轻松的话，却点到关键——这已经是七个月的身孕，再硬朗的身体也经不起舟车劳顿。毛主席捋了捋额前的发，言简意赅：“乖娃，别折腾了，向学校请假，安心养胎。”说完，他把螺壳又放回李敏掌心，那姿势像是把最后的决定也交给女儿，却又不容拒绝。 李敏犹豫的并非课程，而是习惯了的节奏。她从小跟着父亲辗转延安、西柏坡，再到北京，战火硝烟里练出的坚韧让她不愿轻言“休息”。然而此刻，看着父亲眼底的担忧，她还是点头：“那就请假吧。”一句话落地，北戴河的暮色仿佛也柔和了几分。 回忆若要追溯，还得提到三年前那场婚礼。1959年8月29日，丰泽园颐年堂摆了三桌酒席，桌布是普通的旧红绸，连花生米都是工作人员现炒。毛主席一早亲自列宾客名单，手写请柬，红纸黑字，横竖都透着朴实。孔令华站在门口，西装有些瘦，但笑容得体。那天主席喝了几杯绍兴黄酒，醉意微醺，仍拉着新女婿说：“今后她要是掉眼泪，你可别躲。”席间一句玩笑，后来成了孔令华在军校同学茶余饭后的谈资。 婚后小两口没搬走，仍住在丰泽园东侧的小院。外人看来“住娘家”不合规矩，可毛主席图的就是家里热闹。李敏每日清晨晨练时，他常站在窗前看女儿跑步，扭头对身边秘书感叹：“孩子大了，也就只有这几眼能见。”那时候他已六十六岁，白夜颠倒的工作让他更珍惜这种天伦。 时间转到1962年初夏，李敏怀孕的消息传来，毛主席皱眉片刻，随即亮出笑容：“好事。”可对外他不张扬，只嘱咐机要处多备些营养品，列车赴北戴河时把医护人员悄悄安排在后一节车厢。到了海边，他每日依旧批阅文件，只是茶杯里多了切碎的红枣和桂圆。王海容后来回忆，说那阵子主席眼里总带着笑意，“像捡到宝似的”。 待产决定敲定之后，主席给北京打了电话，叮嘱卫戍区把菊香书屋西厢收拾出来，又让军委通信兵拉了条临时电话线，以防半夜有急事。9月初，李敏回到北京，正式开始“宅”在家中。对外人来说她是主席女儿，可在院里，她就是挺着大肚子的普通产妇。傍晚散步，她爱摸着肚子听远处礼炮操练的声音，笑说：“娃以后是要当兵的。” 10月底即将分娩，毛主席却被两场重要会议拖在钓鱼台。得知女儿进了医院，他第一时间拨通江青的电话：“去看看，平安最要紧。”短短一句，却把焦虑全托付出去。江青赶到时，婴儿已呱呱坠地，七斤八两。她回到中南海，只说了四个字：“母子平安。”主席那晚工作到凌晨两点，脸上却一直挂着微笑。 他终于在三天后抽空赶到菊香书屋。院子里梧桐叶落，阳光正好，李敏抱着襁褓里的男婴，小声哼歌。“让我看看小伙子。”毛主席俯身，手掌比孩子整个脑袋还大，动作却极轻。旁人想递过去，他摆手：“这么小，别乱动。”随后他问：“名字想好没有？”李敏把视线投向丈夫，又看向父亲：“爷爷想让您取。”主席沉吟片刻，突然抬眼：“继宁，好不好？继承、安宁，合我国俗，又有革命传承。”李敏念了几遍，笑中带泪：“就叫孔继宁。” 孩子出生后，主席但凡在北京，总会抽出十分钟去菊香书屋。他不怎么抱孩子，更多是静静站着看。秘书提醒日程，他抬手示意稍等，再多看一眼才离开。院里保姆常打趣：“外公的目光，比奶更管用。” 然而幸福氛围很快被外部形势打破。1963年春，李敏主动提出搬出中南海。她知道父亲处境艰难，自己一家人躲在红墙里，反倒让老人家徒添牵挂。搬家那天，她没让主席帮忙，自己抱着孩子上车。临行，主席拍了拍女儿肩膀，声音哽咽：“照顾好他，也照顾好你自己。” 离开之后，见面的机会稀少。主席有时派卫士带一篮子书或一袋红枣过去，却很少直接亮相。李讷成了中间“信使”，带去的是父亲的问候，带回的是女儿的近况。李敏不知道，这些零散消息被主席归档在小本上，连孩子的奶粉牌子都写得清清楚楚。 转眼到1976年8月底，李敏从外地归来，偶然得知父亲病重，几乎没换衣服就奔向中南海。病榻上的毛主席面色苍白，呼吸微弱。她握住那双承载过无数重大决策的手，“爸，我来了。”主席睁眼，声音细若蚊：“娇娃……别哭。”短短五个字，似乎用尽了他的力气。李敏把父亲的手贴在自己脸颊，鼻音里是说不出的酸楚。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握手。9月9日凌晨噩耗传来，李敏冲到灵堂前，眼泪决堤。她回想父亲为自己主持的婚礼，为自己的待产操心，为小孙子起名的点滴，恍若昨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在家中辟出一角，摆放父亲照片、旧书与那只北戴河拾来的褐色海螺。家人问她为何留它，她答：“那天，他把决定交给我，也把牵挂留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