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白夫妻传家风】东北的夜寒冷而漫长，忙碌一天的高自立终于静下心来给远在江西萍乡的女儿写信。

凝视着信笺，高自立迟迟没有动笔。一想到女儿，他禁不住再次落泪。自1927年跟随部队出发，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离家时，女儿刚出生8个月。没想到，一年后，女儿身染恶疾，落下严重残疾。如今，女儿已经20多岁。

这些年来，虽然没有见过女儿，但高自立的心中始终藏着对女儿的爱。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高自立故居，我曾看到过1949年8月和11月，高自立写给女儿的两封信。

“馥英女儿，二十多年没有写信给你，也无法照顾你的生活，原因是环境不好，写信给你，反怕害了你，寄钱又怕被国民党没收。现在我县解放了，故可通信……如有机会，我可能回老家一趟，或者要你母亲回家接你来我处……”

“吾儿现已年过二十，不知已婚否？如未结婚，暂时可不结婚，我拟送你入学，求得一项专门技能，以便能在生活上自立……”

当高自立得知女儿因病致残、生活很是艰难的消息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在信中，一再勉励女儿要自立自强。高自立一直憧憬着新中国成立后，能尽早与女儿团聚。遗憾的是，因积劳成疾，他于1950年1月9日不幸在沈阳病逝，时年50岁。

对于高馥英来说，虽然对父亲没有印象，但父亲的信一直鼓舞着她自强不息、奋发图强。1983年8月，久病不愈的高馥英自感时日不多，她专门叮嘱儿子把两封家书和父亲生前用过的指南针、放大镜、钢笔等遗物，捐献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纪念馆的同志说，按规定要付一定报酬，高馥英不同意。她说，父亲穷尽家中的一切支持、参加革命，儿女们不可能拿父亲的遗物去换钱，否则就对不起为党为国尽忠的父亲。一句话，让工作人员眼眶湿润了。

高自立先后担任过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副部长、代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可以说，很长时间，他都担任着重要职务。然而，他始终过着清贫的日子，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穿了十几年。

由于高自立在长期的战斗中多次负伤，生活也十分艰苦，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虽然组织上有照顾，但他从来不搞特殊，即使有点钱也不舍得花，积攒下来捐给组织。他甚至还把妻子杨竞成做手工酱油赚来的吃饭钱，也都捐了公。

1950年1月，高自立病情加重。他看着泪眼婆娑的妻子，愧疚之意不时涌上心头。他参加革命后，与家人一别就是11年，家里人以为他早已牺牲，都劝杨竞成改嫁，但她坚决不肯。1938年，高自立辗转通过地下党组织给家里写去一封信，杨竞成才知道丈夫还活着。在组织的帮助下，她历经重重艰险才得以与丈夫相聚。弥留之际，高自立握住妻子的双手说：“如果我的病好不了，你就回源头村，照顾好家里的老母亲和残疾女儿，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一边是丈夫的临终嘱托，一边是组织的挽留，还有很多在北京的延安老姐妹也多次邀请，希望她去北京生活。杨竞成谢绝了大家的好意：“我丈夫为党和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临终前嘱咐我回家照顾老小，我得回去，既能照顾家人，也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党和国家做点事情。”于是，杨竞成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萍乡源头村，在那里当了一辈子农民。

位于萍乡源头村的高自立故居，是一幢普通的泥砖土房，四间两进。高自立曾在这里生活20多年，杨竞成从东北回到源头村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回到老家，杨竞成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但凭借在延安和东北的革命经历和见识，她积极给当地建言献策，为地方发展贡献了不少智慧。为此，她先后当选为县政协常委和省政协委员。

源头村距离县城来回60公里，每次开会时，杨竞成坚决不让接送。有时出差，看到别人吃剩的馒头，她悄悄捡起晒干，带回来分给孩子们。政府每个月发给她的补助，也被她捐给村里读书的孩子们。后来，县里提出给她安排住房、安装电话，都被她一一谢绝。

有一次，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来拜年，看到杨竞成家里生活艰难，很不忍心，劝她搬到南昌生活。杨竞成再次婉拒：“孩子们的文化水平低，比较适合在农村，不能给组织添麻烦。”邵式平听后很感动，多次在不同场合说：“作为革命先烈家属，本该享受优待，他们却甘愿扎根农村，还保持着淳朴的作风，永远值得学习。”这个魂永远不能丢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