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子伺候瘫痪母亲5年，母亲去世后，按协议他一人继承母亲的房子，不料，房子要拆迁，三哥跳出来要平分补偿款，其他3兄姐说：当年没时间、没钱照顾老人，愿意男子一人拿补偿款。三哥却不认当年协议，和男子对簿公堂，法院判决大快人心。 五年病床前的承诺，抵得过拆迁款的诱惑吗？ 上海老城区的弄堂里，李建国用钥匙打开母亲老屋的门时，墙皮正簌簌往下掉。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窗棂的影子——这里曾是母亲躺了五年的地方，如今只剩下满屋的寂静，和即将拆迁的消息。 那张压在抽屉底的协议 五年前的冬天，母亲突发脑溢血，醒来后就再也没站起来过。姊妹六个在医院走廊里吵成一团，大哥搓着手说自己开出租没时间，二姐抹着眼泪叹口气“孩子要高考”，三哥蹲在地上抽烟，吐出的烟圈里飘着一句“我生意刚起步，实在抽不开身”。 最后是李建国站出来：“我辞掉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回家照顾妈。” 那天晚上，一家人在病房外签了份协议。铅笔写的字迹有些潦草：“母亲由建国一人照料，直至百年。名下房产归建国所有，其他子女自愿放弃继承权。”五个名字后面，都按了红手印。李建国把协议折了三折，塞进抽屉最底层，转身回了病房。 接下来的五年，李建国的日子被切割成无数个片段：凌晨三点给母亲翻身拍背，早上七点喂流食，上午推着轮椅在阳台晒太阳，下午按摩防止肌肉萎缩。母亲说不出话，只能用眼神示意，他就一点点猜——是渴了？还是背痒了？ 有次三哥来看望，拎着一箱牛奶站在门口，看李建国正给母亲换纸尿裤，眉头皱了皱：“弟，辛苦你了。”放下牛奶就走，前后没超过十分钟。 拆迁公告贴出来那天 母亲走后的第三个春天，弄堂口贴了张大红公告——这片老房子要拆迁，补偿款将近五百万。 李建国拿着公告回家，刚把“拆迁”两个字念出口，三哥的电话就打来了。“建国啊，妈那房子的事，咱得商量商量。”三哥的声音透着股热乎劲儿，“都是妈的孩子，补偿款怎么也得平分吧？” 李建国愣了愣：“哥，当年不是签了协议吗？” “啥协议？我咋不记得了？”三哥在那头笑了，“那时候妈刚病倒，大家都乱哄哄的，签的东西能作数？再说了，我也是妈的儿子，凭啥好处都让你占了？” 挂了电话，李建国从抽屉底翻出那张纸。五年过去，纸面已经泛黄，红手印却依旧清晰。他给大哥打去电话，大哥在那头叹气：“建国，哥知道你不容易，这五年你受的罪，哥看在眼里。那钱该是你的，我不争。”二姐和小妹也发来消息，说当年没尽孝，现在更没脸分钱。 可三哥不依不饶，隔三差五就来闹。有次堵在李建国门口，嗓门大得整条弄堂都听得见：“姓李的，你想独吞拆迁款？没门！那房子有我一份！”邻居们围过来看热闹，李建国攥着那张协议，手都在抖。 法庭上的红手印 开庭那天，三哥穿着崭新的夹克，手里捏着户口本：“法官您看，我是母亲亲生儿子，有继承权！他手里那协议是伪造的！” 李建国把协议递上去，声音有些沙哑：“这上面有他的手印。”他转头看向三哥，“当年在医院走廊，你说‘只要我不用管妈，啥都同意’，这话你忘了？” 法官让书记员调出母亲住院时的监控。画面里，李建国推着轮椅进进出出，给母亲擦脸、喂水，夜里就趴在床边打盹。而其他子女的探视记录，加起来不到二十次。 大哥作为证人出庭，从兜里掏出个旧账本：“这是建国照顾妈那几年的开销，买菜、买药、请护工……他把工作辞了，靠积蓄和我们偶尔贴补的钱过日子，瘦了二十斤。”账本上的字迹密密麻麻，记着“尿不湿两包，56元”“白蛋白一瓶，380元”。 三哥突然站起来：“他照顾妈是应该的！谁让他没本事，就他离得近！” 法官敲了敲法槌，目光扫过那张泛黄的协议：“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而非附加条件。但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愿的体现，红手印清晰可辨，且有监控、账本等证据佐证，李建国确实尽了主要赡养义务。” 最终判决下来：拆迁补偿款归李建国所有，三哥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走出法院时，阳光正好。大哥拍了拍李建国的肩膀：“回家吧，妈在天上看着呢。”李建国掏出那张协议，风一吹，纸角轻轻晃动。他突然想起母亲临终前，浑浊的眼睛里掉出一滴泪，那时候他就知道，这五年的辛苦，值了。 弄堂里的老房子很快就要拆了，但有些东西拆不掉——比如病床前的日夜守护，比如红手印背后的承诺，比如那份用钱买不走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