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知青因一首歌判死刑，被公审后，审判员给他的宣判竟然是“有期徒刑10年”，这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很快，他就离开了“娃娃桥监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9年，一首歌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命运，这首歌不是革命歌曲，也不是宣传口号，它只是一个知青在思乡情绪中写下的旋律，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引发了一场风暴。   任毅出生在南京，从小喜欢音乐，是艺术团的活跃分子，他在南京市第五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被叫作“11号”，因为反应快、性格活泼，1968年，他高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被分配到江苏江浦永宁公社做知青，他和其他城市青年一样，满腔热血地奔赴农村，梦想着改变中国的乡村面貌。   最初的日子里，他们对一切都充满新鲜感，任毅在农村干活积极，工分算是知青中挣得最多的之一，可新鲜劲过去后，现实的苦涩迅速显现出来，农村条件艰苦，住的是破屋，吃的是粗粮，干的是重体力活，精神上的孤独和生活上的不适应交织在一起，知青们的热情慢慢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怀念和郁闷，他们开始怀念城市的生活、课堂上的日子、家中的亲人。   在这样压抑的环境里，任毅有了创作的冲动，那天晚上，他和几个知青朋友聚在小屋里，有人提议写首属于知青自己的歌，任毅很快被这个想法打动，他拿起吉他，抱着一腔情绪，熬了一夜，写下了一首叫《我的家乡》的歌曲，歌词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是讲述了一个知青对南京的想念，对往昔生活的回忆，旋律简单，情感真挚，很快就在知青中传开了，大家都喜欢这首歌，甚至给它起了个新名字——《知青之歌》。   这首歌成为知青点里的精神寄托，大家在农忙结束的晚上围坐在一起，弹唱这首表达心声的歌，仿佛暂时忘却了现实的苦日子，任毅因此成了知青中的“文化人”，被大家称赞，也被频频邀请到其他知青点演唱。   谁也没想到，这首温和而朴素的歌会被政治风暴卷入，1969年底，任毅得知这首歌被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改编成了男声合唱，在国际电波中传播开来，从那一刻起，这首歌的命运就不再属于知青们的共鸣，而成了一个“政治事件”。   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国内对任何涉及苏联的内容都高度敏感，一首中国知青写的歌曲被苏联电台播放，立刻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不久，有关任毅的专案组成立，调查他是否与境外势力有勾结，任毅得知消息后极度恐慌，烧掉了歌词手稿、女友的信件、一本他收藏的圣经，并主动前往南京的娃娃桥监狱自首，然而，当时的看守并未收押他，只让他回家等待消息。   这种等待是漫长而压抑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几个月后，在元宵节的晚上，公安部门突袭将他抓捕，被带走时，他没有挣扎，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已经预感到这首歌带来的后果，他被押进监狱，编号3427，接受了长时间的审讯。   1970年春，南京公安机关提交报告，认定任毅为“现行反革命”，并建议判处死刑，几天后，南京市革委会批准了死刑决定，任毅被拉到公审大会上，面对数万人的口号声，他戴着手铐脚镣，站在台上，等待命运的宣判，他以为这就是生命的终点，却没想到事情发生了转折。   案件被逐级上报，最终送到了江苏省革委会审批，当时主持江苏事务的，是许世友将军，他在审阅死刑名单时注意到了这个案子，惊讶于一首歌竟然能让一个毫无前科的年轻人被判死刑，他坚持认为，这样的判决没有道理，他在批文上写下：“此人年轻，历史简单、清白，无死罪，”   正是这句话，让任毅从鬼门关上被拉了回来，1970年7月底，省里决定撤销死刑判决，改判有期徒刑十年，8月初，法院重新宣判，任毅站在法庭上，听到“十年有期徒刑”几个字时，一时反应不过来，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却忽然获得了生的机会，仿佛从梦中惊醒。   他被转移到溧阳的石佛寺劳改农场服刑，这一待就是九年，在那里，他每天干重活，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他不再唱歌，也不再写诗，只是默默等待命运的再次转机，1976年，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他开始尝试为自己申诉，他写下十四页的申诉材料，寄往最高法院，请求复查自己的案件。   1978年，南京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最终认定《我的家乡》并不具备“反革命”的性质，而是属于“情绪化表达”，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构成犯罪，任毅终于等来平反的那一刻，1979年1月4日，他被正式释放，重获自由。   回到南京后，任毅发现，生活已经面目全非，母亲苍老了许多，早年的恋人已经嫁作他人妻，妹妹也在他的服刑期间去世，他的家，早已不是他离开时的模样，他走在街头，像个异乡人般与这个城市重新磨合。   幸运的是，他的老同学并没有忘记他，很多人给予他帮助和安慰，南京一家绒线厂愿意接纳他，让他进入总务处工作，他开始从头再来，过着平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