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诺门罕战役中的天罚！ 恶魔部队731！！！ 1939年7月中下旬，诺门罕战场上日军与苏蒙联军的拉锯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虽然两军伤亡较为接近，但日军大本营已经不想再往诺门罕投入兵力。 日军在正面交锋中接连溃败，第23师团伤亡惨重，急于寻找扭转战局的“捷径”。 此时，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向关东军司令部递交了细菌战计划，声称可通过污染水源瘫痪敌方战力，这一丧心病狂的提议竟被批准。 7月17日深夜，一支由731部队精心挑选的“玉碎部队”秘密集结。 1939年6月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视察731部队，就正式授权石井四郎制定诺门罕战役的细菌战方案。 成立“小林队”，由早川清少佐指挥，在培养器调制班和无菌室班昼夜生产伤寒、霍乱、鼻疽等病菌。 仅1939年6月，就制造出22.5公斤浓缩菌液，分装在200余个玻璃罐与金属桶中。 石井四郎随即提出三种作战计划：用迫击炮发射炭疽菌弹、空投陶瓷细菌炸弹、派遣挺进队污染水源。 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最终选择第三种方案，这支部队，下辖3个行动小组，共102人，成员多为部队核心军医、细菌培养技术人员及经过特殊训练的士兵。 每人配备防毒面具、密封容器及轻武器，携带的物资中，光是培养好的霍乱弧菌、伤寒杆菌、鼠疫耶尔森菌就分装在200余个特制玻璃罐与金属桶中，另有近300公斤混合了病菌的马血、麦粒和被感染的棉布，这些都是他们计划投入哈拉哈河的“武器”。 行动从7月18日凌晨3点开始，3个小组分别沿哈拉哈河上游的3条支流潜入预定区域。 一组在距苏蒙联军阵地约15公里的干流河段，由12名技术人员操作，将50桶含鼠疫菌的马血通过特制漏斗缓缓倒入水中，血红色的液体与河水交融，在夜色中泛着诡异的波纹。 二组在支流阿尔善河，30名士兵分成5个小队，沿河岸每隔200米便抛撒一把混有伤寒杆菌的麦粒，累计散播量达120公斤，同时将染有霍乱弧菌的棉布撕碎后投入浅滩。 第三组则负责在下游5公里处警戒掩护，防止苏蒙联军巡逻队发现，他们用望远镜紧盯河面，确保上游的“污染物”顺流而下。 整个投放过程持续至清晨6点，102人未发一枪一弹，却在哈拉哈河上游播下了足以毁灭数万生命的“细菌武器”。 然而，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控的隐患。 石井四郎在战前会议上曾吹嘘“水流可控，病菌只会作用于敌方”，却刻意隐瞒了哈拉哈河夏季水量暴涨、支流与干流交汇处水流紊乱的水文数据，为了细菌效果不惜一切代价，并未告知日军自己的部队。 7月20日起，下游日军第23师团的驻地开始出现异常，先是骑兵联队有12名士兵出现剧烈腹泻，军医初步诊断为“饮用水不洁净”。 到7月25日，师团卫生队报告的病例已激增至307人，其中89人因脱水休克死亡，患者症状与霍乱、伤寒一样，为了不让苏军获悉，日军高层继续隐瞒。 直到7月28日，731部队才通过加密电报向关东军司令部补报“上游水源已处理”，但这一消息被压下未通报基层部队，导致疫情持续蔓延。 至8月中旬，第23师团因感染病菌倒下的士兵累计达1870人，其中526人死亡，另有辎重部队的200余匹战马因饮用河水毙命。 而参与投放行动的“玉碎部队”也未能幸免，负责搬运鼠疫菌容器的17名士兵中，有4人因容器轻微渗漏感染，在返回驻地后发病死亡，其余人虽被隔离，但也有大量发烧现象。 少量苏军被感染，但人数微乎其微！ 战役期间，731部队将被俘的苏蒙士兵送回平房基地，进行“耐寒性”“抗药性”实验，试图破解苏军未受感染的原因。 日军不知道的是，苏联来到前线后从后方铺设给水管路，并未引用哈拉哈河水源，而由于731部队为了保证细菌战效果，并没有告知自己部队。 诺门罕战役虽以日军惨败告终，但731部队却因“获取实战数据”受到关东军嘉奖。 此次行动为其后续在中国战场实施浙赣细菌战、鲁西霍乱作战提供了经验。 战役后，731部队研发出更稳定的陶瓷细菌炸弹，并优化了鼠疫跳蚤的投放方式。 恶魔的化身[酷拽]，恶心的731部队！#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