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17日，西安的高德隆和妻子顶着压力，偷偷生下了第二胎，是个儿子，如愿以偿。随即他在厂里的职务被免，夫妻俩的工资也从当初的80多块，降到了不到50块，每个月还要扣除将近10块钱来交超生的罚款。 高德隆，1940年代末生在西安，家里排行老二，父母是纺织厂的普通工人。年轻时他考进技校，学了机械维修，毕业后进了西安市金属材料公司，靠着踏实肯干当上技术员。 妻子李秀兰是郊县人，穿着蓝色工装，在厂里管档案。两人婚后生了个女儿，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也有笑声。 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刚推开，城市里家家户户都得响应号召，生二胎就是顶风作案。可高德隆两口子受传统观念影响，总觉得得有个儿子传宗接代，商量来商量去，决定铤而走险。 1981年，计划生育政策在西安执行得特别严，工厂里三天两头开会宣传，墙上贴满“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标语。双职工家庭如果超生，轻则罚款，重则丢工作。 高德隆和李秀兰知道这风险，但还是下定决心。1981年11月17日，他们悄悄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高明。 为了不让人发现，李秀兰怀孕后几乎不出门，找了个远房亲戚当接生婆。孩子出生那天，家里静悄悄的，只有新生儿的哭声打破了夜的沉默。 消息还是传到了厂里，没过几天，厂领导找高德隆谈话，免了他的技术员职务。工资单拿回来一看，夫妻俩的月收入从80多块直接砍到不到50块，还要每月扣10块罚款。 这10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够买半个月的粮食。家里日子一下紧了，米缸常常空着，菜市场只敢挑最便宜的土豆和白菜。 女儿高洁六岁了，穿着补丁衣服，帮着干点家务。高明小时候胖乎乎的，穿着姐姐改小的旧毛衣，家里再难也尽量让他吃饱。 高德隆没被困难压倒，他找到几个同样超生的同事，凑了个互助小组。每个周末聚在一块儿，分享点米面蔬菜，轮流借钱应急。 有人拿来半袋红薯，有人分点咸菜，大家互相帮衬着过日子。高德隆常带头张罗，拿出家里的土豆分给大家，还提议轮流买米，省点钱给孩子们买书。 这样的日子虽然苦，但一家人咬牙撑着。高明慢慢长大，成了家里的宝贝，父母省吃俭用也要给他买点糖果，哄他开心。 几年后，政策松了些，高德隆的工作能力也得了领导赏识。他被调到公司下属的供应站当经理。这地方本来是个烂摊子，常年亏本。 高德隆不服输，亲自跑市场，风里来雨里去，谈钢材生意。凭着脑子活络，他愣是让供应站扭亏为盈，厂里开始器重他。家里条件好了，高明和姐姐的日子也舒坦了。 高明从小被宠着，穿上当时少见的进口运动鞋，手里拿着新钢笔，邻居们都羡慕。快17岁时，高德隆咬牙花大价钱给他买了辆高档赛车，漆黑的车身在宿舍区里特别扎眼。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悲剧来了。1998年11月4日，高明放学后被几个混混堵住，拳脚棍棒招呼上来，当场被打得不成人形。 路过的同学赶紧把他送到西安交大附属二院，医生检查后以为只是皮外伤，处理一下就让他回家。第二天早上，高明头痛得厉害，还吐了。 高德隆赶紧再送他去医院，一查才知道是颅内出血。手术做了，可高明再也没醒过来。11月15日，离18岁生日就差两天，他走了，留下高德隆一家陷入无尽的悲痛。 法庭上真相大白，高明的同学王某因为嫉妒，找了六个混混“教训”他，没想到下手太重，酿成人命。 五个人被判了三到十四年不等的刑，但王某和另一个帮凶因为没满18岁，逃过了牢狱之灾。这结果让高德隆一家没法接受。 之后的日子，高德隆试过各种办法排解痛苦，去寺庙烧香，请和尚做法事，甚至在宝鸡的寺庙当了段时间杂役，干些扫地算卦的活。可这些都没能让他平静下来，复仇的念头在他心里越长越大。 2000年除夕夜，西安交大附属二院急诊科炸了，玻璃碎了一地，六名患者和一个护士受了伤。高德隆挑了人少的日子动手，炸药是他自己弄来的。 为了筹钱买炸药，他开了家麻将馆，可生意不好，还被一个叫夏某的黑社会人物骗了几万块。2001年3月1日凌晨，他往夏某家里放了定时炸弹，房子炸得稀烂，幸好没人受伤。 2004年1月27日，他又对当年打高明的七个家庭下手，把炸弹藏在礼盒里，放到他们家门口。有的炸弹被发现拆了，有的炸了但没伤人。 警方很快锁定了高德隆，两天后在他家抓人时，从枕头底下搜出个炸弹和一把改装手枪。他没抵赖，全招了，还说自己试过好几次自杀都没成。 2005年1月4日，52岁的高德隆被执行死刑，五个同伙被判了四到八年不等的刑。从1981年偷生二胎的喜悦，到1998年痛失儿子的绝望，再到最后走上极端复仇的路，高德隆的人生像一出悲剧，折射出那个年代政策和人性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