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她是中国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明星，却在刑场上大喊不公平！1992年，靠“刘三姐”这个角色红遍大江南北的程春莲，被判死刑，却大喊不公平，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程春莲） 1992年4月3日，湖北黄石郊外，站在枪口下的程春莲，不是一般人，她曾是舞台上的焦点，是无数观众心中的“刘三姐”，也是中国第一位因经济犯罪而被执行死刑的公众人物。 执行前，她声嘶力竭地喊着：我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不奖励我？这一句不仅没能博得任何同情，反而让人意识到，她至死都没明白自己错在哪儿。 在她看来，她通过关系搞到了油，满足了供需缺口，这难道不是在“帮国家”？她把自己当成一个解决困难的英雄，却忘了她中饱私囊，把国家计划外资源当成私人牟利工具，这种认知错位，已经不是模糊道德观那么简单了。 面对审讯，她不是全盘托出，而是只承认部分金额，剩下那十八万多的“窟窿”，她拒绝承认，她始终觉得，那些“好处费”是别人主动送的，是对她“能力”的肯定。 到了最后一刻，她都没意识到，你可以为国家做事，也可以赚合理的钱，但你不能把公有资源变成自己的提款机。 她的案件一度引发了“罪与功是否能抵消”的讨论，但法治社会的底线就是，功是功，罪是罪，谁都没有特权。 成名带来了光环，也带来了烦恼，当年的剧团工资低得可怜，程春莲在舞台上再受欢迎，日子也不过就是温饱水平，她眼见着身边有人“下海”做生意，一年挣的比她十年演出都多，心里开始打鼓。 她没像有些明星那样直接办厂，而是先跳到了黄石一家叫“美尔雅”的服装公司当销售，这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在当时是非常吃香的单位。 她靠着自己的名气和人脉，起步很快，客户一拨一拨地找上门来，但这种红火并没有持续太久，热度一过，订单少了，领导也开始找她谈话，她心里很清楚，靠卖衣服根本发不了财。 她盯上了另一个更大的蛋糕，石油，这可是当年被严控的资源，正常企业想多拿一吨油都难，但她找到了门路。通过之前在社交圈结识的梁某，渤海石油运销处的科长，两人一拍即合。 他能搞到计划外指标，她有人脉有销路，这笔买卖来钱快，风险大，但程春莲早已无惧，她不但进了石油系统，还火速升职成了副科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入口”。 更让人惊讶的是，她的买卖还延伸到了境外，有资料显示，她还曾与日本商人进行过石油倒卖交易，这不再是普通的经济投机，而是极具跨境非法特征的系统性操作。 程春莲的悲剧不是突然发生的，她从一开始就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她出生在湖北黄石的一个普通农村，那是一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 长期的贫穷让她对“有钱”有种病态的渴望，这种渴望一旦点燃，很难再熄灭，她没想当什么“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她想要的是摆脱命运的锁链，哪怕用力过猛。 她靠自己的努力逆袭成功，十五岁进歌舞团，别人还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她早上在排练厅，晚上在后台练唱，就这么一点点熬出头。 当选上《刘三姐》女主角那一刻，她不是感动，而是坚定，这条路她走对了，她用尽一切办法在剧团站稳脚跟，唱得起调，扛得起票房，成了台柱子，但她也很快发现，这种“出名”，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尊重和收入。 剧团的体制把她困在名利场的表层，她渴望更自由、更实际的报偿，她不甘心自己永远被“死工资”束缚，而那些下海做生意的人，明明学历不高、背景不硬，却买车买房赚钞票——这让她心里极度不平衡。 她人生中最危险的转折，不是从演员转去销售，而是那一刻，她不再想“唱给别人听”，她只想“赚给自己花”。 从那时起，她走的已经不是职业转型的路，而是一条由贪欲铺出来的滑道，她曾经是那种能在台下默默练习几个小时的人，也曾经愿意为一个角色几天不吃饭，但后来的她，再也不会为艺术流一滴汗。 1989年6月的一天，一封署名“一群众”的举报信，送到了黄石市检察院，这封信很详细，时间、地点、人物、金额、合作方式，一样不缺。 程春莲和她的合伙人梁某被精准锁定，调查组当天就开始了行动，先查资金，再查合同，最后查人脉网络，她早期通过梁某批下的那一批石油合同，数量巨大，而且没有走任何公开手续，全部是走“关系”和“特批”。 在她的银行账户和保险柜里，办案人员发现了大量现金和存折，不仅藏在黄石，还包括武汉、北京、天津等地，甚至还有一万美元和十万日元。 她原本以为自己藏得够深，但面对这种级别的清查，几乎无处遁形，案件很快上报，被定为“受贿罪”，这不是普通倒卖，而是利用职务牟利，而且金额巨大。 法院方面不敢草率定罪，召集了湖北省、市法学专家，还有来自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一起分析她的行为是否构成死刑。 这场讨论持续数周，但结论很快统一，以当年法律标准来看，她的问题不仅触犯刑法，而且构成典型的经济犯罪，她最终还是被执行了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