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山东大善人潘守廉路过济州的一条巷口时，无意中看见一个卖煎饼的妇女，顿感此女不凡，她虽衣着寒酸，但干净整洁，头发梳的一丝不苟，这让潘守廉眼前一亮。 秋风刮过山东邹县的黄土路，尘沙漫天，炊烟也被吹得七零八落。村口那间土坯屋里，邱氏裹着旧棉袄，抖落几粒糙米，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孩子得活下去。男人去世得早，七个娃挤在炕上，睁眼就喊饿。庄稼没收成，棺材板都快揭不开，邻家妇人劝她改嫁，她抱着怀里的小儿子摇头，说手里的锅铲能顶半边天。 第二天天不亮，她把两块铁片夹在柴火上，练着摊煎饼，打算靠这摊煎饼车闯条生路。 熬到集市开门，铁板滋啦一声，香味飘得老远。老大靳云鹏袖口打着补丁，学着母亲的样子招呼顾客，小手翻得比铁铲都快。买煎饼的人说摊主干净利索，毕恭毕敬掏碎银。生意刚有起色，一场小意外把穷困又翻倍。靳云鹏和弟弟推水车卖水，车轮磕石，污水溅上地主少爷的新长衫。那少爷抡棍子砸桶，扬言要烧靳家房子。夜色压在屋顶，邱氏没掉眼泪，抱起最小的，扯着别的孩子的袖子悄悄出村。星光暗淡，脚下冻土硌得生疼，七张小脸蜷在她背后，一路没吭声，直到济宁城边的废窝棚才停下。 新窝棚漏风，邱氏仍照旧起早，在热闹胡同口支摊卖饼。铁板叮叮当当，香味冲破晨雾。赶集的进士潘守廉路过，看见摊主虽然穷，却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心里生敬。家里正缺乳母，他试着相邀。邱氏答应得爽快，却坚持每天收工回窝棚陪娃。进了潘府，白天喂奶伺候小少爷潘馥，连多余菜汤都不肯带走。月挂东墙，她照旧奔到窝棚，摸黑教孩子捏鹅毛笔。三个月工钱，全换成课本和毛笔，孩子们在废门楼下写得一手好字。 土匪盯上潘府那天，灯影摇晃，绑匪闯院。问谁是少爷时，邱氏把自家老大往前一推，小伙子胸脯一挺，匪徒真信了。靳云鹏被拖进山，翌日放回。潘家感激得不行，提出把邱氏一家搬进城里，吃住学费全包。邱氏道谢，却还是把拿到手的酬劳全用在潘馥身上，给他补身体买字帖，说天生聪明的娃更该学好。 洋务新军扩员，靳云鹏在城墙根贴出招兵布告前驻足。口袋里只有母亲偷偷塞的干饼，他抬脚进营，立志翻身。军营里他省吃俭用，把每月饷银回家寄给娘，自己蹲角落抄字。深夜巡营的段祺瑞看他灯下练字，问缘由，小兵抬头一句“穷怕了，要识字才能挺直腰杆”。段祺瑞转身便把他拨进随营学堂，磨几年枪花，职位步步高。那股穷日子练出的狠劲儿令同僚佩服，他在皖系成了“四大金刚”之首，后来更被推上国务总理的席位，一坐就是三回。手腕灵活，他与孙传芳磕酒碗，与曹锟结拜，还让张作霖成了儿女亲家。 潘馥另一边读书走仕途，学问扎实又精通算盘。靳云鹏镇守山东时，把兄弟拉去创办鲁丰面粉厂，再助他做实业司司长。潘馥人脉越织越广，很快得到张宗昌赏识，在北洋政府末期握住总理印信。有人调侃：一门两总理，这是天降奇事。可知道底细的人却说，全靠邱氏那口铁板。 政坛暗流激荡，兄弟俩也从齐眉举案变得火药味浓，报馆登消息、茶馆添舌头。邱氏听见风言，整夜转辗。民国十八年春，她卧病不起，呼吸像漏风的风箱。靳云鹏守在炕边，满眼血丝。邱氏抬手，皱纹深得像沟壑：“打小跟你一样大的饼铲，被你们俩抢来抢去也没弯，如今天大的印信也莫把情谊压折。”一句话没完，泪水先掉。天津的潘馥赶到，握住兄弟手，四目相对，旧仇当场化开。屋外春雨打瓦片，屋里灯芯轻颤，邱氏闭眼后，嘴角留着安心的弧度。 葬礼那天，济宁城里赤白相杂。两位前总理披麻引魂，靳云鹗穿军服扶灵。街巷煎饼摊摆成十里长桌，铁板声连绵起伏，像替母亲送行。老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记住这位乳母：煎饼入口，薄又脆，带一点豆面香，那是她给孩子们备过无数次的味道。 邱氏去世后，靳云鹏在北京寓所设“七子堂”，墙上不挂名人字画，只钉一把老饭瓢。每逢政坛旧友登门，他端茶指着木柄说，命里高位都是从这把瓢里熬出来。潘馥则把当年喂他的那块铁板运到天津，放在书房角落。遇着难题，他习惯站在铁板前静一会儿，听耳边隐约响起滋啦声，仿佛邱氏在背后轻轻提醒——别忘本，别忘苦。 战争尘埃落定，两位政客各自归隐。靳云鹏寄情西山竹影，资助寒门学生继续求学；潘馥移居香港，把旧部揽进实业，开书院办讲堂。岁月走远，史书提到他们的功过是非，开篇总带一句：得母亲邱氏甚多。大学课堂上，青年学子听见这个名字，会惊讶这位妇人竟能托举两代权臣。答案并不玄妙，不过一枚烫手的煎饼，一把握紧的饭瓢，一句“不识字也能教孩子向上”。 济宁老城的胡同口，如今铁板依旧热气腾腾。摊主给游客递饼时，常指着墙上的画像说：这位老太太呀，用一口锅撑起七条命，又撑起两府台柱。游客咬下热饼，外脆里软，空气里混着葱香，仿佛能尝到百年前夜色下母亲背着娃奔跑的苦辣。市井烟火没有写进史书，可谁也抹不掉它给人留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