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山东省委找到一名被关押的64岁老人。谁知，他竟是多名开国元勋联名请求寻找的“代号OX”，还享受18级待遇。 1950年的一天，山东省委接到了中央组织部发来的急电，寻找一位叫“牛宝正”的人。可当时，通讯信息不发达，在偌大的山东，仅凭一个名字来找人，就跟大海捞针一般难。 但好在这次寻找，山东省委非常重视，派出了大量人手到各地去调查，终于在几个月后，在一次审查中，他们在无棣县寻找到一个叫牛宝正的人。 不过，有一点让山东省委非常意外。 这位叫牛宝正的人，此时正在被关押着，罪名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中央组织部为何要寻找一位犯人呢？ 审问的时候，牛宝正也是对之前的经历避之不谈，但当省委人员讲明来意后，询问他“代号OX”时，他才放松警惕，讲出了自己的那段经历。 1930年，牛宝正来到北平草岚子监狱，担任看守。 当时，草岚子监狱关押的大都是一些重要的地下党成员，没想到，他的善良，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路。 1931年的一天，他在巡视监狱时，发现犯人“徐子文”正在发高烧，浑身冰冷，躺在地上非常难受。这一幕让他想起了家乡生病的亲人，他不忍心看到这一幕，于是，他决定帮助“徐子文”就医。 可是，按照监狱的规定，“徐子文”不符合就医标准。在当时，只有犯人生命垂危了，才允许就医，显然，“徐子文”不符合这个标准。 当时，牛宝正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看守，没什么权力，想给他找个医生是不可能的，但他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了“徐子文”一定帮助。 牛宝正回到家中，在自己的药箱里找到了退烧药，然后避开其他狱警的视线，将药送到了“徐子文”手中。当时，牛宝正还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善举，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原来，“徐子文”的身份不简单，他的真名叫安子文，是地下党的重要成员。他见牛宝正冒着危险帮助自己，认定他是一位善良的人，便觉得他可以为组织所用，于是，将他的善举上报给了狱中的党支部。 党支部是这些被关押的地下党同志秘密建立的，对牛宝正的行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很快，他们又接到了一个好消息。 一个月后，牛宝正的职务升迁了，被提拔为看守班长。这对牛宝正而言，是一个好消息。他职位提升后，在监狱里活动更加自如，给那些地下党提供的便利也更多了。 一天傍晚，他为了帮一位犯人，竟然干了一件差点掉脑袋的事。 当时，他正在狱中巡视，来到杨献珍的房间时，突然听到一阵低语：“班长，能帮我买本书吗？我家人以后会帮我还你钱。” 这个请求让牛宝正为难起来。首先，帮囚犯买书违反狱规，而且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他也不忍心拒绝杨献珍的请求，尤其是想到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共产党人。看着他期待的眼神，牛宝正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本书名叫《红十月》，是一本很流行的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在当时被国民党禁止销售，更别提要带进监狱了。 这本书的敏感性，他不是不知道，可他还是在街上的一个隐蔽书摊买到这本书，并决定冒险带回监狱。 他将这本书藏在工作服的内层，进监狱巡视时假装很自然，然后趁换班大家都放松警惕的时候，将书递给了杨献珍。 经此事件，他和杨献珍的关系变得非常特殊，但也被狱警长刘二监视了。 1932年，一个自称杨献珍表弟的年轻人来探监，证件却被牛宝正看出破绽。 正当他警觉时，对方掏出纸条：“我是党派来的联络员。” 放行是死罪，举报能领赏，可想起和杨献珍的信任，他最终选择掩护年轻人在隐蔽处见面。 凭这次善举，牛宝正在地下党中有了明确的身份，他的代号是“OX”，是一名秘密联络员。从那天起，牛宝正就成为狱中地下党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可很快，1935年底，他完成一个重要任务后，被狱警长刘二盯上了。 这个任务就是党组织要求他将狱中的61名党员分批解救出狱，让这些干部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最终，在牛宝正的里应外合下，有57人获释。 可他的行动却被狱方怀疑了。1936年11月的一天晚上，牛宝正的怀里揣着一封重要信件，内容是关于党组织的计划，没想到还未送达目的地，他就被刘二派来的人当场抓获。 刘二冷笑道：“我早就怀疑你了，快交代，你的同伙是谁？他们有什么计划？” 可不管特务们如何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泄露秘密。幸运的是，就在他被处决的前五天，他被我党安插在军统的卧底解救出来，安置在一个安全屋。 党组织负责人说：“你身份已经暴露，不可留在北平了。”第二天，在组织的帮助下，牛宝正和家人秘密出城，前往山东老家，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狱中帮助过的那些人都没有忘记牛宝正的恩情，于是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确认身份后，牛宝正成为国家干部，享受18级干部待遇。而这也证明，他当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他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