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某砸坏记者摄像机想到的，孙玉良：构建真正商业文明任重道远】

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的一则警情通报，撕开了中国企业发展进程中的一道伤疤。湖南丰旭线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某某因与记者发生争执，竟将记者的眼镜、拍摄设备等物品摔毁，最终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事拘留。这一事件看似是个别企业家的情绪失控，实则折射出中国部分企业家群体中根深蒂固的“土豪”心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是反思改进，而是恼羞成怒暴力封口。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企业家与媒体之间本应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媒体监督是企业产品质量的“第三只眼”，是市场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然而，谢某某的行为暴露出一种令人忧虑的逻辑：产品质量问题可以通过砸摄像机来解决，企业形象能够依靠暴力威胁来维护。这种思维模式与现代化企业治理理念背道而驰，更与高质量发展时代对企业家的要求格格不入。当企业家将精力放在如何堵住媒体之口而非提升产品质量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企业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走多远？

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极是以任正非、曹德旺为代表的实业精英，他们以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责任担当，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另一极则是像谢某某这样的“土豪”型老板，他们或许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机遇积累了财富，却未能实现本身境界的提高拥有“贵族”品质。他们将企业视为私人领地，将员工和消费者权益视为可有可无，将媒体监督当作“找茬”，这种“土豪”做派不仅损害了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更拖累了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当德国企业家在思考工业4.0，日本企业家在钻研工匠精神时，我们的部分“企业家”还在用拳头解决媒体曝光，这种差距岂能不令人忧心？

媒体监督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之一。从三聚氰胺奶粉到长春长生疫苗，历史一再证明，缺乏有效监督的企业行为可能造成怎样灾难性的社会后果。记者手中的摄像机不是企业的“敌人”，而是帮助企业在犯错后重回正轨的“诤友”。一个真正有远见的企业家，应当将媒体监督视为免费的“质量检测”，将批评报道看作改进的契机。日本丰田汽车当年遭遇“刹车门”事件时，董事长亲自向全球消费者鞠躬道歉，并启动了丰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召回。这种直面问题、勇于担当的态度，反而赢得了市场的尊重。反观我们的某些企业家，连一个地方媒体的镜头都无法面对，这种对比发人深省。

企业家素质与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息息相关。德国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隐形冠军”，与其企业家严谨务实的职业精神密不可分；日本制造业的精益求精，源于企业家对“工匠精神”的执着追求。而中国经济发展要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必须有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作为中坚力量。遗憾的是，像谢某某这样遇事不反思自身却归咎于媒体、不用法律途径而用暴力手段的企业负责人并非孤例。当这样的“企业家”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资产”。

民族复兴不仅需要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需要发展质量的提升和商业文明的进步。从19世纪美国“镀金时代”的野蛮生长，到20世纪初进步运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从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到后来福利国家模式下企业对多重利益的平衡，发达国家企业治理的演进历程告诉我们：没有企业家的自我革新，就没有经济的真正强大。今天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同样需要一场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变革。我们需要的不是靠关系获取资源、靠蛮力解决问题的“土豪”，而是尊重规则、崇尚创新、担当责任的现代企业家。

砸坏一台摄像机只需要一瞬间，但修复一个企业的信誉可能需要十年；拘留一个违法的企业家只需一份公文，但培育健康的企业家生态却需要全社会持之以恒的努力。当我们为华为的5G技术领先世界而自豪时，也不得不面对还有企业家在用拳头回应媒体监督的现实。这种反差测量出的，正是我们离真正的民族复兴还有多远。只有当中国企业家的整体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当“土豪”彻底成为历史名词而非现实存在时，我们才能自信地说：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数据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商业文明的现代化。这条路或许漫长，但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下去。